消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重點、研究范式的縱深拓展延伸，及其學科地位的確立和發展，與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轉變，以及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轉變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一、改革開放前，重生產、輕消費的經濟模式使消費經濟學悄然萌芽
盡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是“二戰”結束后世界各國追求的經濟發展目標。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為了將落后的農業國家發展為先進的工業國，模仿前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模式，“一五”經濟發展戰略將依靠內部積累、 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核心， 強調以農補工、 以輕補重， 并實現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強速趕超英美，為此，需要將居民的消費水平控制在最低限度， 以此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盡可能多的資金積累。 盡管如此，這一時期還是較好地處理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 積累率和消費率分別為 22.9%和 77.1%，國民經濟保持較好發展勢頭，職工平均工資有所上升，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較明顯。 1958 年后，我國采取“高積累、低消費”政策，實行了低工資的收入分配政策，工資在 1957 年前有所增長，而之后的近 20年，只調整過一次，以致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長率遠遠落后于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 另外，還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抬高工業產品價格的價格政策等促進積累、限制消費。
積累率提高到 1960 年的 39.6%，并且之后的積累率大部分時間在 30%以上、 在世界上處于相對高位； 而同期的消費率逐年下降，1960 年只有 60.4%， 之后的消費率也一直遠遠低于 “一五”期間 72%~76%的消費水平。 總之，在重生產、輕消費的經濟模式下，經濟總量雖然擴張較快，實現了高積累，但工業生產增長效益偏低，資源配置失調、浪費嚴重，影響了生產持續發展的后勁；而且，低物價、低工資、低消費模式，使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緩慢。 1952~1978年，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 4.3 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 13.6 倍，但是消費緊縮，居民消費水平僅增長了 68.5%，平均年增長僅 2.1%。
另一方面，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受到抑制，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 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1978 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僅為 39.4%。
在這種重生產、 輕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及計劃經濟體制下， 消費問題的研究被人們忽視，應用研究和政策研究更是少有人敢涉及。20世紀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只有于光遠、蔣學模、蘇星、尹世杰、董輔礽、楊英杰、劉國光、楊堅白、王亞南、楊波等少數學者，從生產和消費的關系、生產和流通的關系，生產和需要的關系，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兩大部類生產比例、消費品供應和分配、消費合作社、價值規律等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探討了消費問題。 總體來說， 這一時期， 學界將消費經濟問題納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認為生產決定消費，同時肯定了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消費對生產有促進作用，但很少涉及消費如何反作用于生產、 是否決定消費等內容，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低估了消費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和地位， 只承認消費是經濟運行的結果，但否認消費是經濟運行的前提。
受當時政治、 經濟環境以及前蘇聯經濟理論體系的影響，我國缺乏對消費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二、 改革開放后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
的變遷對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建設的影響我國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發展作為改革開放的產物，與改革開放 30 多年中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作用的轉變緊密相關。
（一）改革開放之初，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
明顯，消費經濟學科得以建立和迅速發展改革開放之初， 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問題成為突出的重癥， 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 我國首先優先發展的是輕工業，90 年代初又開始發展重化工業， 輕工業和原材料工業也保持強勁增長，使得消費品市場逐漸豐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 消費需求成為經濟決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 1979 年一直到 1988 年期間， 均高于投資、 更高于出口， 尤其是 1981 年， 達到93.4%，處于絕對優勢。 另一方面，從居民消費率看，我國居民消費率在 1978 年雖然由于受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慣性影響，只有 48.8%，但由于收入水平低，使得平均消費傾向高達 0.97，即意味著居民將其收入幾乎都用于當年的消費。
而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 人民的消費需求得到釋放，再加上國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長，“六五”期間， 內需旺盛、 居民消費率保持了相對高點，1981 年最高達到 53.1%。 而且，1978~1988 年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年增長速度為 7.3%，遠遠超過 1953~1977 年平均 2.1%的增長速度。
隨著消費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學界重新開始重視消費經濟學的研究。1977年， 于光遠等學者在全國第四次經濟理論研討會上提出設立消費經濟學；1978 年， 消費經濟學的研究被列入全國社科研究規劃之中。 1983年，尹士杰主編的《社會主義消費經濟學》（獲第一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標志著我國消費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產生。 1984 年，厲以寧的《消費經濟學》、劉方棫的《消費經濟學概論》等消費經濟學類著作相繼問世。 20 世紀 80 年代，消費經濟學被列入二級學科， 而且消費經濟學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于1982 年開始，第一家消費經濟研究機構于 1985年在湖南創辦， 專門研究消費經濟的學術刊物《消費經濟》也于 1985 年創刊成立，使得消費經濟學領域研究有了專門的交流平臺， 一度在全國掀起了一股研究消費經濟問題的熱潮。 這段時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消費經濟學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生產和消費、消費與社會主義經濟、積累和消費、消費和儲蓄、收入和消費的關系、消費水平、消費模式、消費結構、消費信貸、消費基金等領域。
很多有名的經濟學家都曾關注并積極投身于消費經濟學的研究工作，研究維度不斷拓展，并取得了一大批豐碩的成果。
（二）出口、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對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的影響
我國在 20 世紀 80 年代借鑒東亞等國出口導向型戰略的經驗， 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 出口對經濟拉動的作用逐漸明顯，1990 年出口對 GDP 的貢獻首次超過消費，達 50.4%。1994 年，人民幣匯率大調整，我國外貿由逆差轉為順差，之后，國民經濟由短缺很快轉為相對過剩，導致經濟“硬著陸”的危險靠大量外需得以消化， 使得我國的增長模式具有日益顯著的出口導向型特點。 1998 年后，我國為保經濟增長，更多強調出口拉動經濟的作用，逐漸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這種模式一方面使得我國對外貿依存度過大， 另一方面使得我國央行為收購不斷涌入的外匯而不得不大量增加貨幣供應量，引發總需求膨脹；而且，使得經濟結構失衡， 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2008年至今，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延續影響， 使得出口對 GDP的貢獻率幾乎都是負數， 更證明了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我國借鑒日本、韓國等東亞發展模式，經濟增長除靠出口外，還依靠高投資，尤其是 1993 年，投資對 GDP 的貢獻率高達 78.6%。 20 世紀 90 年代，居民消費總量的增長速度不再快于而是長期慢于 GDP 的增長,且增幅差距不斷擴大，導致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
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后期，我國結束“短缺經濟時代”，消費需求不足逐漸成為我國阻礙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再加上 1998 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和特大洪澇災害影響， 我國政府采取擴大投資、啟動內需的宏觀調控模式，從“十五”規劃開始， 幾乎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會涉及擴大消費或擴大內需， 但由于消費的有效啟動需要建立在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財產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深層次的經濟利益關系調整的基礎上，還需抑制通貨膨脹水平的配合，比啟動投資的難度大得多。
因此，這些年來啟動內需更多注重的是啟動投資，從 2002 年開始投資對 GDP 的貢獻率就一直超過消費，而最終消費對 GDP 的貢獻率從 2000 年的 65.1%， 逐年下降至 2008 年的 44.2%， 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一些新型的市場經濟體， 使得我國的經濟過度地依賴于投資以及出口， 引發產能過剩和產業結構的扭曲。 尤其是 2008 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出口受到較大沖擊， 我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救市，2009 年，投資對 GDP的貢獻率更是達到歷史最高點 87.6%， 我國經濟由出口導向型轉向投資拉動型。 以投資刺激、尤其是政府投資拉動， 而非居民消費拉動的確帶動了經濟的增長，但隨后產生物價持續上漲，失業人口不斷增多等一系列負面效應， 各級政府逐漸意識到擴大消費對經濟拉動的重要性，從中央到地方先后推出大量不同的刺激消費的政策措施。 “十二五”規劃更是將擴大內需設為我國未來五年發展中的第一要務， 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 黨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 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與消費在經濟增長拉動中的地位變化相應的是，20 世紀 90 年代，我國學界對于消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派延續 80 年代占據主流地位的理論觀點，“重投資、輕消費”；另一派則認為應重視消費的研究， 且逐漸占據上風。 而且，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內需不足問題日趨嚴重，且靠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 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擴大消費對經濟拉動的重要性， 對消費問題的研究不斷明顯增多， 且從以前偏重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轉向更多采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范疇、對象逐步拓展，研究內容也更加廣泛：從研究消費的特點、消費力、消費關系、消費需要與消費需求、消費水平、消費信貸、小康水平消費、消費結構、消費模式（或消費方式）、消費環境、消費者心理與消費者行為的決策、消費教育、保護消費者權益等，逐步深化擴展到研究消費市場、消費文化、消費熱點培育、消費調控和引導、消費的可持續發展、消費質量、精神文化消費、閑暇消費、教育消費、綠色循環消費、信息消費等理論；以及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經濟增長與消費增長、 收入分配與居民消費； 城市化與消費需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低保、失業保險與居民消費；金融抑制與居民消費率；稅費改革與農村居民消費， 人口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率等交叉領域研究。 這些年，先后在全國各地召開了 17 屆“全國消費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消費經濟學科專業快速發展，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產出了一大批優秀研究成果。 目前，寧夏、廣東、四川等地已成立省級消費經濟學會， 部分省市社會科學院及部分政府部門也建立有消費經濟研究機構。 高校方面，作為消費經濟學科產生和發展主要推動力量，先后有湖南師范大學、湘潭大學、湖南商學院、西南財經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大學、河北經貿大學、山東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工商大學等高校設立消費經濟學招生方向或成立消費經濟研究所（院），招收消費經濟專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也支持消費經濟有關問題的研究，歷年來不同學科、 不同層次研究消費問題的項目有數百項得以立項。 其中與消費直接相關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就有 4 項， 基地重大項目 3項，一般項目 257 項；不少研究消費問題的優秀成果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 如尹世杰教授的《中國消費結構研究》獲首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但不容忽視的是， 當前我國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發展存在學科地位不高、受重視程度不夠、缺乏有影響力的領軍人才，消費經濟學界分南北兩派、缺乏共同交流， 消費經濟理論的方向性、 基礎性、創新性、應用性有待加強等問題。
三、新常態下我國消費經濟學學科的發展趨勢
2014 年 5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 我國經濟發展應從當前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 隨即，新常態成為各個領域研究的重點。 我國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的發展只有順應經濟新常態的要求， 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學科作用，提升其學科的重要地位。
（一）新常態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加凸顯
《人民日報》理論版將我國經濟新常態歸納為“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 經濟增速放緩成為常態，擴大消費將與資本市場、科技和制度創新等手段一起成為提質、增效、升級的力推之選。 自我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之后，經濟增速下滑。 “十二五”以來，消費率開始止跌回升，消費率有所提高，“十二五” 頭三年消費率平均為 49.5%，比“十一五”時期提高 0.4 個百分點。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再次超過投資、更遠高于出口， 尤其是 2012 年和 2013 年都達到或超過 55%。這表明新常態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引導促進得當， 應該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隨著國家實施擴大消費的戰略和積極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居民收入增長加快，為擴大消費創造了條件，消費增速將穩步加快，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不斷提高， 消費在未來應該可以成為平穩持久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
（二）新常態下我國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的發展趨勢
第一， 新常態下消費經濟學應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0 世紀 90 年代，受“重投資、輕消費”的影響，在學科調整時，將消費經濟學由二級學科降為三級，并入“產業經濟學 ”之中，這不利于這門學科的發展。 雖然仍然有不少學者在繼續研究，但已非經濟學主流，老一代研究消費的著名經濟學家們相繼去世或轉而研究其他領域，如劉方棫、楊圣明、聞潛、程恩富等曾對推進消費經濟學學科發展作出貢獻的知名學者，近些年來的研究都有所轉向。 由于其學科地位不高， 中青年人才中專注于消費經濟學并取得矚目成績的甚少， 大部分研究者缺乏對消費問題的長期關注研究。 雖有人不斷呼吁應重新重視消費經濟研究、提升其學科地位，但終因力度不夠、缺少濟學界權威人士的積極參與反映，再加上學科自身建設的原因， 而始終未能恢復其應有的學科地位。 這一狀況日趨與我國實際經濟運行需求不吻合，與政界、學界對消費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吻合。 產業經濟學偏重研究投資、產出，而消費經濟學偏重研究消費、收入，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 新常態下，這兩個學科的研究范疇區分將更加清晰，從“產業經濟學”之中分離出來，重新成為一門獨立的新學科勢在必行。 消費經濟學科要重振其二級學科的地位, 還需要多方面努力。消費經濟學的專業建設， 按常規需要確立三門以上本專業的主干課程，不能是政治經濟學原理、西方經濟學原理之類的經濟學類通用的主干課程， 而且必須區別于其他經濟學課程。 這需要在專家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選擇確立消費經濟學的主干課程。 應深化建立全國較為統一的， 適合本科生、 碩士生、博士生的分層次、分深度的學科理論體系，既要抓重點前沿課題的研究， 也要抓適宜不同層次學生使用的教材編寫工作， 還應構建全國指導性的教學大綱、 課程體系、 課程具體內容等（鄺小文，2013）。 不僅如此，還需要加強消費經濟學方面的人才建設，在經濟學科碩士點、博士點上開設消費經濟學方向, 培養更多的了解并有志于從事本學科建設的人才， 形成老中青結合的學術梯隊。
第二， 新常態下消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與研究領域將進一步拓展， 且注重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 目前的消費經濟研究出現兩大變化：
一是部分研究突破狹義生活消費， 走向廣義消費，研究范疇過廣、漸失消費本意；二是部分研究突出消費特點，但研究方法、視角、內容與社會學、心理學、市場營銷學等其他學科趨同，失去了經濟特色。 這兩種趨勢都不太有利于消費經濟學科的發展， 消費經濟學科發展面臨方向性選擇以及創新性問題。 因此，如何突破理論教條，廣泛汲取其他學科的消費研究成果，既豐富研究內涵，拓寬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手段，又突出經濟特色， 成為新常態下消費經濟學科發展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西方消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提供一些借鑒，比如，當代美國的消費經濟學理論由于引入認知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而取得突破性的新進展。 而且，美國的消費經濟學更多偏重微觀研究， 非常關注消費者的日常生活, 幫助消費者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
新常態下， 我國消費經濟學發展需要借鑒他國學科建設成果，結合我國消費經濟實踐，注重與宏微觀經濟學、金融學、保險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提高其實用性。 應關注消費力經濟學、消費需要學、消費結構學、消費民俗學、消費統計學、消費心理學、消費者行為學、消費文化學等分支學科群的建立和發展，以拓展消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而且，研究內容和研究領域應從偏宏觀研究轉向宏微觀結合，除繼續重視消費經濟學理論對宏觀經濟實踐的指導作用外， 還應重視對微觀消費者行為的研究，為消費者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參考。
第三， 新常態下消費經濟學界的交流將日益增多， 共同推進消費經濟學及其學科建設的繁榮發展。 20 世紀 80 年代南北學者共同交流的機會很多，但自 90 年代后期開始，作為全國性的消費經濟學年會， 主要是在南部及西北部研究者之間學術交流較多， 而北部尤其是北京的研究者日漸缺席或退出交流， 削弱了年會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前沿性。 由于缺北京等地眾多知名高校的共同參與建設， 組建專門消費經濟研究機構的北方院校較少， 北方學者大多較分散、 各自為政， 互相溝通交流的平臺不多等原因，導致消費經濟學在北方的學科影響力不足，很多學者雖發了相關文章， 但主要研究領域一般都不是消費經濟學。 2014 年 8 月，由西南財經大學牽頭、經主管部門教育部同意，并報經民政部、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全國性的消費經濟學會， 這是我國消費經濟研究及其學科發展的重大事件。 但目前，該學會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等重要成員主要以南部學者 （尤其是四川、湖南）為主。 新常態下，學會能團結和凝聚大批研究消費經濟的專家和學者， 推動消費經濟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學科建設、決策咨詢、人才培養、輿論引導等； 并且將發揮這一全國性學術平臺的作用，擴大吸納更多的學者加入，鼓勵不同經濟學學科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消費經濟學問題，將消費經濟學打造成一個種類齊全的學科，增強其在學界的話語權。 隨著各種交流討論的不斷深入， 志同道合的學者可結成各種學術研究團隊，形成不同風格、不同主張的消費經濟學學術流派，促進消費經濟學科的可持續發展、走向新的學術繁榮。
第四，新常態下既注重基礎理論研究，又注重與經濟實踐聯系， 為社會應用與政府決策服務。消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受消費經濟學科地位不高、 從事長期專注研究者不多的影響，當前雖然研究消費的文章日益增多，但更多關注的是消費領域某一具體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 新常態下，基礎理論的重要性應提上日程，加強對寬廣的基本研究范疇的科學界定，探索消費升級的規律， 對古今中外的消費經濟思想、理論發展等進行系統的梳理和比較研究，為消費經濟學科的發展積累基礎、 促進構建學科完整的理論框架。 另外，消費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 應該加強理論性與實踐需要的結合。 2012 年，教育部出臺《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要求強化學科特色，增強社會服務能力。 2014 年 3 月，教育部印發了《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推進計劃》，要求統籌規劃高校各類科研機構、人才團隊和項目設置，凝煉智庫建設的主攻方向， 發揮戰略研究、 政策建言、人才培養、輿論引導、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
從事消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以及有關高校，應該關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加強與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合作， 與行業部門（協會）、龍頭企業共建，建設一批消費方面的高水平咨詢研究機構和發展戰略研究院， 推動地方和相關部門加強消費領域重大問題的研究，產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為政府有關部門決策提供參考，引導國民更多地理性、自由消費，為相關產業發展提供研究和咨詢，對不同國別的、全球的消費熱點問題進行追蹤研究， 充分發揮消費經濟學科的高水平智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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