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 年上海開埠后，一方面，"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傳統的自然經濟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另一方面，通商口岸的開放、租界的設立又使其成為中國近代化起步最早、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上海形成了一種典型的資本主義都市空間。列斐伏爾把都市空間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近代的上海顯然是一種資本主義的都市空間。隨著都市內部物質生活的富足，市民階層開始提出與之相對應的精神需求，這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另外，都市空間內部基礎設施完善、環境寬松，外部中西交流頻繁，東西方異域文化包容并存，為上海文化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海派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海派文化"雖不能完全等同于上海文化，但它的形成確實與上海都市空間的建立和完善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所謂"海派文化","是中西'兩種文明'合力的結果，它是既區別于中國傳統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種獨特、新型的文化形態。正像'海納百川'的特色一樣，'海派文化'也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土的、洋的、舊的、新的、俗的、雅的漸漸組合成了獨特的'海派文化'"[1],在都市空間內明顯表現為一種都市文化。隨著海派（都市）文化的日臻成熟，在文學上就形成了海派文學，其代表性的小說流派主要有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和新浪漫派。海派小說通過文學實績形成了最早的都市文學創作傳統，從現代性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都市空間中的海派小說，也是"重寫文學史"的一種表現形式。"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特別是在大陸）往往不重視都市文學，徑自將它視作頹廢、腐敗---半殖民地產品，因之一筆勾銷，這是一種意識形態主宰下的褊狹觀點"[2],實際上，許多"鄉土作家"都住在上海，許多文學雜志和出版業的大本營就在上海，一連串的文藝論戰和左翼文學活動也在上海展開，植根于上海都市空間內的海派文學特別是海派小說在思想、藝術方面同樣具有強烈的現代性特質。

一、都市空間與海派文學的興起

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開埠，1845 年 12 月 9 日英租界在上海北郊建立，之后美租界（后來與英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法租界相繼建立，通商口岸的開放、租界（殖民地）的建立使外國資本涌入上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了傳統的封建生產方式，上海憑借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逐步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城市化與近代化過程是完全在資本主義影響下完成的，是完全西化的。早在19 世紀，社會學理論的開創者們就認為西方文明的本質是都市文明，"資本主義與新資本主義生產了一個抽象空間，在國家與國際的層面上反映了商業世界，以及貨幣的權利和國家的'政治'（politique）。這個抽象空間有賴于銀行、商業和主要生產中心所構成的巨大網絡……在這個空間里，積累的搖籃、富裕的地方、歷史的主體、歷史性空間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城市---急速的擴張了"[3].列斐伏爾認為都市空間的組織形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都市的物理形態直接體現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4].

20 世紀上半葉，上海形成了一個完善的資本主義都市空間，在其內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繁榮為海派文化（都市文化）的興盛提供了極大便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先為都市出版業提供了技術革新的動力，"各種新式印刷機械和先進印刷方式被先后引進到上海，石印、鉛印、珂羅版印刷紛紛付諸應用，機械動力逐漸成為出版技術的主流……上海一直是全國印刷條件最好、印刷設備最先進的地區"[5].又為都市出版業提供了先進的企業管理制度和運作方式，"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中國圖書公司都采用了股份公司制的經營方式，帶有較為鮮明的現代企業特征"[6].更為重要的是，上海的發展，吸引了文學生產的主體---文人、學者、教授紛紛進駐上海，又吸引了文學接受的主體---來自中國各地的小農民、小手工業者來到上海，他們逐漸演變為都市空間內部的工人、職員、小商販、小生產者、個體經營者，構成了都市空間內部的市民階層。在都市空間里，海派文學作品作為中介，將作者與市民階層相連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海派文學活動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