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英語言中的時間詞匯分析

藏英語言中的時間詞匯類型指向藏英時間內容涵蓋的不同構成形式，之所以選擇時間詞匯是因為表示時間的詞語在少數民族語言中具有鮮明的隱喻特征，往往是其民族性的表征，且與英語時間詞匯的構成形式南轅北轍，現就藏語與英語中的時間詞匯語義、時態關系以及時空演變進行橫向比較。

首先，是時間詞匯的語義表達。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體系的時間詞匯都涵括了表示時間橫軸豎軸的“空間”語義 （如：前后、上下）；表示時間流動的“動體”語義 （如：過后、來日、去歲）；表示時間位置的“容器”語義 （如：年內、期間、三月里）；表示時間段落的“距離”語義（如：月尾、中旬、年頭） 等語義類型，它們是認知語言學所承認的“時間”詞匯類型的基礎用法，即客觀時間現象作用于人類大腦所獲得的普遍性意義，也就是說在時間語義的普遍性意義中沒有任何民族性區分，能夠將“時間”區別開來的不是語義本身，而是時間語義的構詞形式。以時間方位為例，藏族語言中的時間方位和英語語言的時間方位是一致的，都是前、后、左、右的空間概念，但藏族語言往往在詞匯構成形式上渲染時間的隱喻特征，例如，“nam lang” （天起立）表示天亮；“dus la bab” （降落） 表示時機到了；“衣領”所在的地方就是“上方”、“前方”,反之就是“下方”、“后面”,于是，在時間方位的構詞上面“衣領+年”表示“數年前”.英語詞匯的“時間”則會直接的顯示“前”與“后”的方位關系，例如，“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yesterday” （昨天）、“today” （今天），假設沒有“today”這個當下時間中軸，其前面的時間與后面的時間就無法表現，因此，英語中時間詞匯的語義表達是建立在與其相對的另一個時間詞匯之上的。

其次，是時間詞匯的時態關系。時間詞匯的時態關系即是敘述過去、現在以及將來行為的詞匯手段，對此，藏族時間詞匯的時態關系受到方言區的影響，可以通過“動詞時態+虛詞”的方式加以區分。以“寫”這一行為動詞為例，“bri”、“fibri”、“bris”在藏語中分別表示“寫”的未來時、現在進行時以及過去時的構成形式，如果放在具體的句子里，“bri”在“pa”、“ba”等藏語后綴中加入任意方言區的虛詞表示未來動作，“fibri”后面直接跟任意方言區的虛詞表示現在進行動作，“bris”不需要加任何虛詞表示過去式。

英語時間詞匯的時態關系則是“被語法化了的時間定位關系”[1],在行為動詞的原始意義上進行意義疊加，因此，需要助詞的配合，表現為助詞的變體形式，例如，“am/is/are+動詞現在時”、“was/were/did+動詞過去式”、“will do/be going todo+ 動詞將來時”的固定語法格式。我國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曾說，“虛詞參與時態劃分跟方言區的復雜性有關”[2],世界語言學史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或地區使用助詞來配合動詞表現時態關系，包括時間語法關系并不突出的漢族語言也有“著”、“了”、“過”、“來著”等四個固定的時態助詞，剩下的三分之一為小語種國家或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國外許多文獻認為“影響時態關系語法化的主要原因是語言譜系的復雜”[3].語言譜系問題不僅影響時間詞匯的語法特征，還決定著時間詞匯的時空演變，表現為對時間詞匯的借用，大致可分為固定詞借用、音節借用與結構借用三種。[4]

例如，早期藏語詞匯中的“nyima”是太陽的意思，引申用來表示白天，該詞匯屬于藏族詞匯系統中的固定詞，藏語方言地區則直接借用“nyi ma”來指代“日子”、“天數”.

如果說這種固定詞借用對詞意的更改還不太明顯，那么，音節借用、結構借用則已經完全改變了時間詞匯的原義，例如，“skar ma” （星辰） 因為音節和“單位時間”相近，一些方言地區直接借用來表示“分”、“秒”.英語語言中沒有這種跨地域的詞匯借用，英語對時間詞匯的借用表現為借用“時間”來反映某種思想觀念，例如，英語中的時間諺語等等，因此，英語時間詞匯的時空演變是以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為基礎。

二、藏英語言中時間詞匯的文化語境比較

藏英語言中時間詞匯的文化語境比較少不了對兩者詞源的探究，藏族時間詞匯的隱喻借代不是后來出現的，而是“屬于藏學傳統說法的‘隨立名' （rjes grub kyi ming） 范疇”[5],無論是“天起立” （nam lang） 表示天亮，還是“降落”（dus la bab） 表示時機到了，都是人們對時間概念的原始聯系和引申?！半S立名”即是隨機的，無形的時間在藏族生活中通過具象的事物或視覺行為來體現。最早的藏族時間隱喻可追溯到中古時期，“古代藏族人使用’山崗‘、’山丘‘描述時間方位的’上面‘、’上方‘位置”[6] ,引申表示“上半夜”、“上半年”;使用“漩渦”等詞匯描述時間方位的“中心”位置，引申表示“日間”、“中宵”等等。為什么藏族時間詞匯具有如此鮮明的隱喻內涵呢？原因在于藏族語言起源于宗教字符，藏族梵文即是字符樣式的圖案過渡而來。古代藏族坐落于“圣山”、“圣湖”之間，人們采石、打獵都會用石頭隨處刻下吉祥圖案，這些圖案通過臨摹自然實物來獲得祈福的力量，藏族人認為“時間”也是從自然實物中來，一切不蘊含著自然實在的詞匯是沒有力量的。而在英語世界中“時間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概念”[7] ,英語時間詞匯通過確立一個時間中軸 （例如：“today”） 來界定其他時間，這種以某個時間來界定其他時間的構詞方式源自西方語言科學的理性主義?？v觀西方語言學流派，其研究發端無疑都是古希臘哲學的“形式理論”,“西方最早研究語言問題的都是哲學家”[8],可以說，先有哲學家再有語言學家。由于哲學思維引申開來的語言學探索講究的是思辨性的語法，重視對字母規則的邏輯構建，因此，國內一些文獻通過西方語言的哲學發端來證明英語與藏語同樣存在著對經驗世界的感性描述是非常片面的，西方世界舉世矚目的文藝復興，也是建立在追求知識反對宗教的科學理性之上，兩者的語言文化體系截然相反。

藏族語言的方言譜系復雜，影響了時間詞匯的時態語法化，通過“動詞時態+任意方言區虛詞”來區別時態關系“不僅有語言環境的因素，還在于語言發生的文化分歧”[9].例如，拉薩與夏河地區的藏語虛詞相近，兩地的詞匯時態形式就相對固定嗎？是虛詞相近導致的詞匯時態形式相同還是虛詞同源的文化背景帶來的詞匯時態形式相同？當代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應對此加以區分，從中我們發現，時態語法化還可從時間詞匯的同源性意義上去考慮，地域文化的作用是賦予詞匯意義。西藏拉薩與夏河時間詞匯同源，因為語法意義接近，時態關系也就表現為相同或接近，虛詞成為處理藏族時態關系的重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因為虛詞無論從語義、語境還是語氣上來說能夠表現的語法意義非常豐富。相反，英語語言的助詞變體形式是一種表現語感情緒的構詞手段，兩者的不同反映出文化對人心理施加的影響，也就是說時間詞匯還潛藏著另一種建構秩序叫做“心理時間”,語言并不單是符號的意義化，還是一種認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