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國陷入了嚴重的現代性危機。在對中國社會強烈的劣敗感受中， 一些思想先覺者開始探求走出當前困境的未來之路。 關于“中國”的想象與思考隨之產生。 中國到底怎么了？ 中國何去何從？

未來中國將是什么樣子？ 如何將中國納入世界文明的軌道？應該說，這些問題的提出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清醒的國家意識，為研究 20 世紀中國文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野和思維背景。 民族國家重構了中國人關于自我與世界秩序的想象， 構筑了中國新文學最基本的現代性想象空間， 是我們考察文學與現代性問題的重要維度。

一、中國想象與“五四”兒童文學的研究理路

作為中國新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兒童文學，以其獨特的觀照對象和表達方式， 自覺地加入到這場“國家敘述”的話語形構之中，與成人文學一道共同參與了中國新文學建構民族國家想象的文學表達和話語實踐。 盡管兒童文學著力于對于兒童本體的關注，但兒童本體與其置身的歷史語境難以析離，兒童教育者、 兒童文學作家自覺地將兒童的覺醒和中國形象的建構融于一個話語體系之中，賦予了“五四”兒童文學全新的價值觀念和藝術范式。 圍繞著兒童文學與“中國語境”、“中國國情”、“中國形象”等關聯問題，國內外學者較為全面和深刻地研究了“五四”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 取得了一些成果。 具體而言，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關注兒童“人”的主體性特質，發掘“五四”兒童文學參與中國現代進程的文學史意義。 早在1988 年 ，曹 文軒就力倡 “兒童文學承擔著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 他認為，塑造未來民族的性格是新時期兒童文學“主題的核心”；“只有站在塑造未來民族性格這個高度上， 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出現蘊涵深厚的歷史內容、 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強度力度的作品”[1]\\(25\\)。 這一觀點的提出對于學術界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在此之前，兒童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兒童的自然性研究，而對兒童社會性的關注卻較為有限，也正因為如此， 兒童文學容易被拉出成人文學的陣營，成為具有較大自足性的文學空間。 事實上，兒童不可能是“去社會化”的個體，兒童文學也無法規避中國語境下的社會問題。 兩年后，湯銳在《比較兒童文學初探》一書中，特別強調新時期兒童文學研究中“人的主題”。 在她看來，“人的主題”是一個充滿憂患情緒、強調社會責任感、具有功利性質的觀念，是傳統兒童文學之主旋律 “樹人” 觀念的延伸和變奏，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這一旗幟下，“兒童的存在和意義與民族的生存和意義是融為一體的”[2]\\(90\\)。 此外，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一書中，杜傳坤認為，“兒童文學的產生不是先有兒童， 才有為了兒童的寫作，而兒童文學本身就是現代性中‘兒童’的一種生產與建構方式”，“換言之，兒童文學對自己參與兒童身份的制造這點尚不自知。 我們的兒童文學史的書寫恰恰忽略了它對其‘起源’的考察。為此，重寫兒童文學史勢在必行”。 他列舉了大量的例證，闡述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確實在不同時期竭力 “建構”不同的兒童形象，“從‘小國民’到‘小野蠻’再到‘小英雄’、‘小主人’的角色置換，這些關于‘國家本位’、‘兒童本位’、‘社會本位’、‘革命本位’兒童文學的話語轉換， 不僅體現著兒童文學與其所處文化語境之間關系的變遷， 兒童文學也事實地參與了對兒童的建構……”[3]\\(338\\)在這里，杜傳坤用“兒童形象”的變遷來隱喻“中國形象”的演進，以此窺探了中國社會的現代進程， 這就將兒童文學的審美旨趣和價值取向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意義是值得肯定的。

與此相關，陳桃蘭也指出，在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研究中，存在著兩種交錯更替、互為補充的研究方向：

重群體的兒童教育觀與重個體的兒童本位觀。 重群體的兒童教育觀著重從社會歷史批評角度入手，以時代、 民族的大文化背景為理論基點來生發自己的兒童觀?！斑@種理論尺度將兒童看成是一個處于成人中心話語邊緣的特定群體， 以成人的價值尺度對兒童進行規范劃一的集體教育， 從而實現兒童之于民族、之于社會的價值與意義”[4]\\(95-99\\)。 這種研究將成人對兒童的教化影響理解為兒童文學拓展其社會意義的路徑，有效地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整合于 20 世紀中國新文學的大潮之中， 兒童文學的社會價值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兒童文學創作雖然強調的是‘初始’問題\\(‘兒童’至于整個人生的‘初始’性\\)，但顯示的卻是‘終極’意義\\(整個民族性格的‘終極’生成\\)”[5]\\(365-366\\)。

第二，立足“五四”社會轉型的歷史語境，透析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在這方面，班馬較早注意到兒童文學的“未來實踐”品格，他主張兒童文學要從“兒童狀態”時間上的自我封閉和“學校生活”空間上的自我封閉狀態中走出來。 對于兒童文學這種全新的審美追求，班馬認為擴容了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不再把局限于兒童狀態作為美學目標，而把追求兒童的未來表現作為自己的美學價值……從而走向兒童視角與成人視角所共同感興趣的廣闊社會生活面”[6]\\(25-26\\)。 王泉根的《“五四”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轉型》認為，在“五四”兒童文學的現代轉型語境中，一旦兒童被看作獨立存在的主體， 一種適合他們需要的文學便得到了全社會的承認與重視， 從社會史方面說， 兒童文學已被認作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與標尺[7]\\(45-50\\)。 此種觀點意味著“兒童的發現”與“人的發現”的雙重自覺，藉此，兒童文學具有了鮮明的書寫對象和言說主體， 兒童本體的價值訴求也就應運而生。鄭素華認為，兒童的獨立人格和精神并沒有跟隨人類歷史的發展而得到肯定和張揚， 無視兒童的獨立性是占據古代中國和西方社會漫長歷史主流的兒童觀念[8]\\(75-82\\)。 在現代性的框架內，兒童視角的賦予基于兒童自我意識的產生，而兒童形象的現代品格則折射了一種不同于舊時代的現代訊息，兒童想象就此開啟了轉型的路向。 當然，這種轉型品格的背后也潛藏著不容忽視的隱憂。 談風霞的研究正是從此入手的，在《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審美困境》一文中，她論述了中國兒童文學在“五四”時期獲得了現代品格，但是仍然經受著四重審美困擾：“未來之民”的兒童觀底蘊深厚，暗含教化思想的文學觀的變相延續，童心主義所致的玄美，單純強調兒童的“現在”性導致的矯枉過正等[9]\\(33-40\\)。

站在文學審美性的角度審思“五四”兒童文學，我們發現確實存在著過分強調思想性而導致藝術失范的諸多問題?！鞍l生期”的兒童文學緊跟時代步伐，充分發掘其參與中國社會歷史變革的可能性機制， 確是情勢所逼。 由于無力調適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矛盾所帶來的審美困境， 應放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予以辨析和考究。 實際上，這些困境在整個 20 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中都不同程度存在， 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為當代兒童文學的審美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

第三，以中西文化的互滲為背景，探析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機制及話語實踐。 “五四”兒童文學孕育于晚清中西文化交融與碰撞中的文學變革， 定型于“五四”文學革命，以個性覺醒與民族解放作為基本主旨， 以白話文作為底色的現代漢語為基本文學形式。它體現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形態，其現代發生過程與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密切相關。 朱自強撰文認為，“五四” 兒童文學是受西方兒童文學的影響而產生的。西方兒童文學的現代性，是中國兒童文學自覺接受的話語資源。但是，中國兒童文學在接受西方影響時， 西方兒童文學精神更容易在理念的層面上進入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機體， 而在感性層面上進入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時， 則由于中國自身文學傳統和特殊的時代生活的深刻影響， 而受到了很大的阻礙[10]\\(41-48\\)。 這種眼光無疑是獨特的，“五四”兒童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兩個互為他者的因素的制導，1族性并沒有被遮蔽， 而是內化為一種中國本土文化的過濾結構，對外國資源進行了重新的認定、選擇及化用，并逐漸形成了標示中國的兒童文學傳統。對于這個問題，方衛平注意到，兒童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問題都是極富張力和理論生長性的課題， 民族性問題更側重傳統的維度， 現代性問題則更多指向現實的層面；另一方面，民族性也包含了一個傳統與現代的變遷與轉換的問題， 而不同民族國家的現代性問題則可能具有不同的歷史具體性和不同的文化背景[11]\\(11-16\\)。 “五四”兒童文學處于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張力沖突之中，必然受到兩種力量的牽扯，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兩種力量不平衡， 因而呈現出話語殊異的文學生態與話語結構。 針對以往研究多關注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被迫性現象，劉曉東撰文指出，對中國兒童文學內在發生機制的考究也應予以重視。 他據此強調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中國語境， 只有在中國的土壤上才能誕生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因此，重建中國兒童文學自身的理論話語系統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經之途[12]\\(75-80\\)。 這實際上提出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和批評“向內轉”的問題，內外兩種因素通過彼此力量的作用而發生效應。

二、思想的誤區與“五四”兒童文學本體的深化

上述研究立足“五四”中國的文化語境，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等話語框架中梳理了“五四”兒童文學的發生機制與價值認定， 這對于深化中國文學的現代歷程的認知無疑是有裨益的， 但也存在著某些不足和缺憾，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和探究。本人認為至少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其一，意識到了兒童獨立人格的精神意義，但在注重發掘兒童自然本性的同時， 對兒童文學參與社會歷史進程的社會性方面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長期以來， 困擾兒童文學理論界的一個難題是： 如何界定、區別和融合兒童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由此滋生的難題關涉到兒童文學的定義、思維形態、想象方式、價值體系等范疇，需要認真予以廓清和重新認定。就“五四”兒童文學而論，諸多學者認為，“兒童本位”是中國兒童文學的傳統，“五四”時期所遵循的“兒童本位”切近了兒童文學的本質。 兒童主體性的確立，首先需要從成人所建構的話語世界和價值系統中析離出來，彰明兒童特有的價值取向和精神品格，因而與成人附帶的社會歷史話語勢必應該弱化。 賀宜較早意識到兒童成人化隱含了兒童主體缺失的本質，在他看來兒童成人化是 “兒童文學創作的一種疑難雜癥”、“既不利于兒童文學的正常發展，也不利于兒童的教育”，因之，兒童文學必須摒棄成人化，緊緊擁抱兒童化， 兒童化乃是 “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個關鍵問題”[13]\\(462-463\\)。 此后，王泉根系統探究了“兒童化”與“成人化”的區別，他認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成人化出現在兒童文學的哪一個層次才合適， 才能契合小讀者的接受機能與審美需求。新世紀以來，他對身邊的“兒童成人化”的普遍現象表示了深深的憂慮，提出了兒童應該享有“不知情權”的概念：“在他們不該知道、不想知道、沒有興趣與能力知道的年齡，有權拒絕成年人文化對兒童世界的騷擾”[14]\\(43-47\\)。 對于王泉根的這一說法，劉緒源撰文予以批評，他認為在可操作性上，這是不現實的。兒童怎么可能在遭遇一件事物之前，就先行判斷它是不是自己“不該知道……沒有興趣與能力知道”的呢？擁有更多人生經驗的成人又怎么去行使這樣的權力呢？說到底，無非又是成人假借兒童名義，決定他們該知道什么，不該知道什么。 他現身說法地指出，在自己的童年時代，有過太多被思想僵化的成人愚弄的經驗， 我不希望下一代再回到那樣的年代去。從邏輯上理解，上述說法依然行不通。在他看來，權利總是一種主體需求得以實現的保障，兒童總是好奇的，想知道得多一些的。 對于兒童是否真有那種“被隱瞞”或“被遮蔽”的欲望。 他是極其懷疑的[15]\\(5\\)。 以上的爭論在學界是一個顯見的現象，究其因在于對兒童文學研究本體、出發點等方面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由此引發的諸多爭議恰恰說明了我們應將兒童的兩種屬性聯系在一起來看待，不可偏廢。 事實上，兒童文學應是一個與外部世界、成人世界相互關聯的開放系統。 我們既不能在反對兒童成人化時，將兒童與成人世界隔離起來，也不能為了強調外部世界對于兒童本體的影響的必然性、必要性而貶抑兒童的自主性。在兩者的“沖突”和“互動”的價值體系中來反思中國兒童文學，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

其二，認識到了“五四”兒童文學演進中的中西碰撞、古今對接等問題，但對兩者之間如何對話和互動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四”兒童文學是在中國現代轉型的特殊語境中生成的， 西方兒童形象與傳統兒童形象是其必須正視的兩個他者。 “五四”兒童文學的價值建構及其思維內涵必須放置在古今、 中外文化空間的參照中才能獲得客觀的認識。 兩個他者之間的關系既沖突又互動， 沖突主要體現在兩者的異質上，西方兒童形象之“新”驅動了“五四”兒童文學先驅的無限向往， 也推動了他們對于兒童文學的現代變革。 傳統兒童形象的“舊”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現代思想的燭照， 阻礙了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而互動主要體現為，在中西文化的對峙中，新舊價值的判定更加明確，它們共同推動了“五四”兒童文學確立自我定位、彰顯自我價值的現代進程。由于有西方他者的參照，“五四”兒童文學能革故鼎新，開啟全新的發展路向。同時，也因為有傳統他者的底色，“五四”兒童文學能避免被西方同化，彰顯出中國本土文化的精神立場[16]\\(21-27\\)。 顯然，“五四”兒童文學的價值建構有內外兩方面的緣由， 既有兒童主體思想的獨特體驗、價值的不同取向、人生的不同選擇，又與主體所處的時代語境息息相關：20 世紀中國這一歷史場域孕育和影響著“五四”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的生成和走向。對此，要求我們在對其價值體系進行具體剖析時， 要從兒童主體的歷史境遇和內部思維兩方面來審視其價值的文化構成。 在倚重其思想個性的同時， 也應對 20 世紀中國新文學的具體發生、發展的歷史語境加以審視。

其三，對“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形象建構問題有所思考，但未能系統地論述建構的起因、方式、價值等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 在“五四”時期，“兒童的發現”是啟蒙者執著追尋的一個目標，而“兒童本位”是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界普遍的共識?；诖?，學界普遍認為“五四”兒童文學主要從西方援引兒童文化資源，其目的是建立中國本土的現代兒童觀念，以此抗拒中國傳統兒童觀念對兒童的束縛。 “兒童本位”從學理上來說是反對成人對兒童進行說教、教化的，如果成人向其灌輸現代民族國家理念， 那么就難以回到“兒童本位”這一邏輯基點上。這樣一來，“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實踐似乎不符合學理邏輯。對此，有論者有意識將“兒童本位”拆解為“民主主義”和“自然主義”傾向，“民主主義”傾向從兒童人權的角度趨向了“兒童本位”思想，即在中國發見了兒童與民族根性之間的關聯，而“自然主義”傾向所導致的就是先驅者們對兒童的根性與人的本性之間關系的發見[17]\\(310\\)。 這種論斷試圖將兒童的發現與民族根性的考量結合起來， 但是無法解決兒童自然性和社會性之間的矛盾。也有些研究者甚至繞開了“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這一問題，僅從歷史邏輯理路中提出該命題的可能性， 并未深入兒童文學與中國語境的話語場，盲視兒童與成人既密切又析離的復雜關系。其實， 這一論題的研究有諸多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于“五四”兒童文學的理論家和批評家都是成人，成人言說和書寫兒童不可能與成人自身的現實體驗完全割裂。成人的主觀訴求依然是啟蒙、救國等社會現實的大問題， 這就使得他們的創作和批評難免打上時代的烙印， 不可能創作與中國現實無關的兒童文學作品。 對此，西方學者斯特凡·田中（StefanTanaka）指出，“兒童已經成為現代曖昧性和沖突性合為整體的一個擬人化場域”[18]\\(77-82\\)。 在這個場域里，兒童的自然發展被抽象化了， 兒童生理的發展與現代民族國家發生發展建立了抽象的隱喻關系。 閱讀“五四”兒童文學作品，不難發現：即使是那些貼近兒童心靈的童話、 兒童詩也不乏成人社會的諸多信息。 而兒童小說、兒童散文則更為突出地關注兒童的解放、兒童的生存、 兒童的教育等社會問題， 有的還關涉國家話語，呈現出豐富的形態：直接描寫歷史事件、國家問題的背景化、對中國歷史文化與現代國體的認同，等等。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五四”知識分子想象中國的話語實踐，值得學界認真思考和分析?？梢哉f，“五四” 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文學表達并非違背文學史的常識、違背社會現實，而恰恰是其現代品格的獨特體現， 與當時知識分子想象新的民族國家的新傳統密不可分。

“五四”兒童文學建構中國形象的過程確立了一種國家想象的文學傳統，并成為一種精神資源，滋養了 20 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演進和變遷。研究“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問題， 是探究兒童主體自我精神建構的重要尺度和途徑， 體現了兒童文學本體的內在訴求， 有利于系統探究中國兒童文學現代性自我觀念的生成過程，從兒童文學的視角來發掘 20 世紀中國情境下中國現代性自我想象的精神軌跡。 研究“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問題，有助于在一個動態的文化結構中觀照中國兒童文學參與 20 世紀中國現代進程的價值取向， 兼顧歷史的復雜性與“中國想象”自身的復雜性，深入探究 20 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想象中國過程中的知識邏輯與現實語境之間的復雜關系。 研究“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問題，能自覺地融合兒童本體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在中西文化互視、古今文化融合的知識體系中，思考中國兒童文學參與構筑現代性自我想象的歷史過程，這為研究 20 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

三、自我形象建構與“五四”兒童文學價值空間的拓展

任何一個民族在推進其文學實踐的進程中都會有精神資源的滋養， 精神資源集中代表了特定時代民族文化的精神，并對后續歷史演進產生深遠影響，引領時代風尚的潮流。無疑，“五四”兒童文學開創和引導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潮流， 留下了諸多精神遺產，并輻射至其他領域之中，值得我們去全面梳理和評析?；诖?，我們應整體地觀照“五四”兒童文學建構中國形象的重大理論問題，既包括其興起、發生和發展的歷程， 也包括其獨特的想象方式和國家形象敘事的話語實踐。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多從“五四” 兒童文學的現代內涵的一枝一葉中提取某些觀念，并納入某種理論形態中，而缺乏對其思想作整體層面的把握。 這導致對“五四”兒童文學的理解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狀況。與此同時，“五四”兒童文學作為一種具有引導效應的精神資源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存在物， 它需要在歷史長河的淘洗過程中不斷被闡釋、深化和化用?！皞鹘y意味著許多事物。

就其最明顯、最基本的意義來看，它的涵義僅只是世代相傳的東西， 即任何從過去延傳至今相傳至今的東西……決定性的標準是，它是人類行為、思想和想象的產物，并且被代代相傳”[19]\\(15\\)。 可見研究精神資源，我們要拋棄本質論或絕對論的思維誤區，不應片面地用實用的標尺來確認其價值。 畢竟任何一種精神資源都不是完整的、同質性的，而是容納了多元或異質的文化質素，其延傳過程中所自然衍生的變異、斷裂和非連續性等現象值得我們去探究。 在今天的情境中，我們既要置身于“五四”時期紛繁復雜的文化語境中探究“五四”兒童文學為何要想象中國，梳理其想象中國的運思方式、 建構過程及價值評估等問題，努力催發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前進的活力，在不斷變動的歷史語境中賦予精神資源以全新的精神品格和社會意義，使之成為“活”的傳統。

作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開端，“五四” 兒童文學在童話、詩歌、兒童劇、小說、散文等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幾乎所有的“五四”新文學先驅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到兒童文學的創作、 出版與批評等活動中來， 將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有效地整合于“五四”“人的文學”的旗幟之下。 “五四”時期最具影響力的雜志《新青年》極大地推動了兒童文學的現代生成，無論是兒童觀的倡導、域外兒童文學的輸入、兒童文學的理論探討還是創作文本的刊登，《新青年》都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20]\\(51-54\\)。 在其引領之下，《小說月報》、《婦女雜志》、《晨報副刊》、《教育雜志》、《歌謠》、《民鐸》、《新潮》 等雜志也紛紛加入了兒童文學觀念討論的熱潮之中。 尤其是《兒童世界》與《小朋友》這兩個兒童刊物的產生，將“五四”兒童文學運動的大潮向著更為專業的方向推進?？梢哉f，“五四”兒童文學給中國現代文學帶來的不僅僅是文學邊界的延展，更是文學品格的提升。這里的“質”的生成與 “五四” 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話語實息息相關。

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性問題而言，“五四”兒童文學中的中國想象實踐折射了兒童文學與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深刻關聯， 這不僅有助于深化我們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解， 而且還能藉此對它的當下使命與未來發展圖景作出新的論析。 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兒童文學中的中國想象具有開創之功，引領了此后兒童文學基于“中國”語境而開啟的文學實踐。 無論是 30 年代的“左翼少年”、40 年代的“抗戰兒童”，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紅色接班人”、新時期“社會主義新人”都賡續了 “五四 ”兒童文學試圖將兒童主體性的建構與民族國家的塑造結合起來的現代傳統。 然而，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五四”兒童文學中依然存在著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想象”的話語實踐不協調的現象。 主要表現為以“兒童本位”為旗幟，以“兒童性”為審美訴求的兒童審美文學的大量產生。在五四時期，這種追求兒童審美特性的兒童文學理念有意識地規避成人的教化性，試圖回到“兒童”本身的嘗試有著眾多的倡導者和推行者。在這方面，周作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在“兒童文學”提出之初，周作人就曾指出：“關于‘文學的’這一層，也不可將它看輕；因為兒童所需要的是文學，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種文章， 所以選用的時候還應注意文學的價值”[21]\\(36\\)。 他將兒童與原始人相比類來確立兒童的本體特征，在《兒童的書》中，他堅持其一貫折衷的看法， 認為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存在兩種方向不同的錯誤：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訓；一是太藝術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張多屬于前者，詩人多屬于后者[22]\\(21\\)。他很同意日本作家柳澤健原的觀點：“我們大人無論憑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國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沒有剝奪他們（兒童———筆者注）的這需要的權力，正如我們沒有剝奪他們衣食的權力一樣”[23]\\(41\\)。周作人淡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教化性”的目的在于還原兒童本有的自主性、自足性，兒童文學也就能更純粹地接近兒童世界。 周氏的這一想法在當時有很多的認同者，冰心、豐子愷、俞平伯等人用其優美的筆觸對兒童純美的品性進行了書寫， 一首首兒童的贊美詩讓很多成人為之動容。 這種書寫沒有直接書寫“五四中國”風起云涌的社會風潮，而是耽溺于兒童純美品格和自然性情的書寫。 為了凸顯兒童與成人的差異， 成人作家強化了兒童自然屬性的單純性，在童心崇拜的熱潮中卻也衍生了遠離社會而在的“童心主義”傾向。 事實上，成人崇拜和贊頌“童心” 的目的并非完全為了批判成人早已缺失的自然品性， 而是借助對兒童的自然屬性的肯定來傳達成人的文化想象。 因而，我們可以這樣反問：成人對于童心的書寫何嘗不是基于兒童“新人”的現代品格以及其之于“未來中國”的可類比的隱喻質素？

總而言之，“五四” 兒童文學承擔了想象中國的文學使命， 參與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和新的中國形象的構建， 與其他新文學形式一樣融入于中國文學想象中國的潮流之中， 體現了獨特的精神品格和價值取向。 “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文學實踐體現了民族認同的價值重建與文學想象空間的拓展，這種話語實踐既有對“五四”兒童文學現代性傳統的繼承和深化，又有話語權力支配下的套用與誤導，應予以辨析和總結。當然，“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話語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兒童的社會使命，相應擠壓了兒童的自然天性，區別、辨析和融通兩者的張力關系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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