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鄧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結合我國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及現狀所提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繼承發展。鄧小平時期，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變革作用，不僅從質上肯定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更是從量上加以肯定，科學技術已不僅僅是其中的一個要素，更是首要因素。因此，鄧小平提出這一論斷。他指出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改變勞動對象、變革勞動工具、提高勞動者素質，從而推動生產力的迅猛發展。馬克思在提出科學是生產力的同時，更是明確肯定“人的因素第一”.馬克思說：“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1 ],列寧說：“全人類的第一個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 2 ],毛澤東也十分肯定人 的 作用，他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盵3]表面上看，兩個“第一”存在矛盾，實際不然，兩者既有差別又有聯系。差別在于兩者視角不同，而內容卻相互貫通，辯證結合。

兩個“第一”視角不同。從生產力的劃分來看，生產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劃分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其中，勞動者屬于人的因素，相對于勞動者的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則是物的因素。當且僅當這兩者相結合時，才能表征生產力的發展狀況。這兩者之間，一方面人的因素依賴于物的因素，且必須遵循物的因素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勞動者是生產力的主體，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作為物的因素的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則需要服從和服務于人的因素?？萍及l展史的經驗表明，生產工具有利于勞動力的提升，勞動對象是勞動者改造的客體及用以改造的材料。不論是制造和使用何種勞動工具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勞動工具，還是利用何種勞動對象及如何利用勞動對象，均由勞動者所決定。從根本上說，人與物的關系的精髓就在于這種人的因素相對于物的因素的主導地位。而“人的因素第一”就著眼于此。同時，它又可以區分為內涵因素和外延因素。其中，技能、工藝、理論、方法等知識形態都是它的內涵因素；勞力、物力、財力等實物形態都是它的外延因素?？茖W技術對應于內涵因素。一般來講，機器和設備等工具是技術的組成要素。實質上，機器與設備作為技術來講時，主要指物化在其中的技術知識及原理，其數量、外形等都屬于外延因素。因此，技術作為生產力，是融合了外延因素和內涵因素的。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內涵因素的作用已經上升至不可替代的地位，成為第一生產力，嚴格說來，應該是“首要”因素。

總之，“人的因素第一”是在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相比較的視角下論證的；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將作為生產力的首要因素---科學技術---與外延因素進行比較的視角下論證。這兩個命題論證的視角不同。

在當代，“人的因素第一”集中體現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謂“人的因素第一”就是在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理論上，它在堅持物質第一性的基礎上，強調意識的能動作用，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體現，一方面克服了機械唯物主義忽視意識能動作用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唯心主義的意識第一性的錯誤立場。在實踐上，它能夠最大程度上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在這一意義上，“人的因素第一”理論一直都存在，且具有積極意義。但“人的因素第一”絕不是認為人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人的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物質客觀規律。而在當代的科技發展史中，科學就是標志物質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技術是如何運用客觀規律改造物質世界的活動手段的總和。因此，人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就必須在遵循物質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脫離了科學技術，人的因素在生產力發展中沒有任何意義?？茖W技術水平越高，人的因素的主導作用就越大。人的力量的源泉就在于科學技術的力量。因此，在當代，“人的因素第一”集中體現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一定程度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質上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正如同“人的因素第一”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而它的條件就在于“人”.任何科技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人的推動。這也證實歷代馬克思主義者十分強調人的能動作用、強調科技發展中知識分子的重要性的原因。從生產到科技，經歷了“生產-科學-技術”的轉化過程，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的人，也正是勞動者的創造性勞動，才為科學技術成其為第一生產力奠定基礎。

兩個命題既有視角不同的差別，同時又相互貫通、辯證結合。在當代科技發展中，“人的因素第一”集中體現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反過來說，在一定程度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質上就是“人的因素第一”.

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繼承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的科技思想的基礎上，就我國科技發展的根本方向、基本目標、動力源泉等方面發表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科學技術發展的觀點，為我國在新形勢下的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戰略性指導。同時，在習近平科技思想的幾個基本內容中都有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人的因素第一”的當代闡述，一方面分別體現了兩種論述在當代的新內涵，另一方面在內容上揭示了兩個論斷相互貫通、辯證結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