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當時主要延續借鑒了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一經濟體制下，國家在生產、分配，以及消費各方面都事先進行計劃，基本上不存在市場交易行為。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早期一度為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一定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僵化，其弊端也不斷地顯現。由于國家政府缺乏系統的經濟調節經驗，經濟政策也主要通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來體現，這也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損害了國家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隨后三年自然災害的出現，更是讓原本處于困境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以致后來不得不推出票證制度以緩解物質生活匱乏的局面，造成了所謂的“隱形通脹”,即市場需求量遠大于供給量，造成了市場出現嚴重供不應求的狀況，不得不強力推行定額配給制度以舒緩供應壓力。由于計劃經濟在資源分配上主要靠國家政府的指令推行，因此還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個人需求，降低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使得生產效率低下，也不利于生產力的持續發展。

當時間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戰略的推行，改革的春風逐漸吹向全國的各個領域，隨著各項計劃指令的逐漸放開，以及市場機制的逐步引進，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需要國家政府的積極調控，否則就會像脫韁的野馬失去控制。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缺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經濟出現過熱現象，導致財政赤字嚴重，物價飛速上漲，由于當時微觀主體主要多為國有企業，并且大多經濟政策采用行政性手段實施，主要是采用擴張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交替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同松同緊”的情況居多，缺乏相應的多元化政策搭配，這也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忽冷忽熱，使得“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慣性，即“非左即右”的經濟發展特點。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中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不斷提高，微觀經濟體的積極性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在這一背景下，經濟過熱也導致了通貨膨脹風險的出現，隨著緊縮性財政政策的推行，政府通過控制財政赤字，減少發債規模以及貨幣供應。除此之外，政府還著力推行制度改革及立法的出臺，這標志著調控手段的不斷多樣化，駕馭宏觀經濟的能力有顯著地提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中國經濟周期的低谷出現，通貨緊縮等需求不足的現象開始顯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由緊縮逐漸轉為寬松，通過刺激微觀經濟主體的需求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物價走低、投資低迷、失業增加等通貨緊縮跡象開始令人擔憂。面對這種情況，1997年以后，財政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 轉 為“雙 松”配 合。其 中以擴張性為實質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 手 段 是 通 過 增發長期國債，籌集資金 用 于 社 會 基 礎 設 施 建 設。在 此 期 間“穩健”貨幣政策的實質則是通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不斷 增 加 貨 幣 供 應 量，并 在1998年 初 取 消 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限制。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這一階段，政府首次面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周期低谷，并且處于有效需求不足與結構性供給不足的兩難境地，因此給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不僅提供了創新的背景，也帶來了眾多新的難題。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10年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增速趨緩，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趨于穩健，特別是“新常態”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國經濟開始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及發展質量的提升，經濟增長更加趨穩，增長動力更加多元，相應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開始為“新常態”服務，中國經濟也更多地依賴國內的消費需求拉動，規避依靠出口所帶來的外部風險。隨著政府一系列的簡政放權以及審批制度和行業準入的放寬，社會主義市場更加充滿活力。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以來的60多年歷史，實際上也包含著中國經濟這60多年來的發展史，從改革開放之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這其中經歷了許多經驗教訓，當然也有建設國家經濟的有益經驗。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調節穩定器，除了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之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需要突破“非左即右”的怪圈，需要更加貼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中尋求新突破，在世界經濟的大潮中繼續騰飛。

參考文獻：

[1]高 鴻 業。西 方 經 濟 學[M].北京：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社，2007.
[2]趙德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1842-1991）[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3]韓琪。中國當代經濟問題概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