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關系問題，一直是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對此問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用毛澤東時代的前三十年去否定改革開放，將改革開放期間出現的問題夸大化，認為后三十年的改革背離了前三十年所走的道路，是對前三十年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根本否定； 另一種以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來批駁之，認為中國現如今的發展完全取決于后三十年的努力和奮進，并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割裂歷史的連貫性，用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經濟方面亦是如此，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經濟雖然各具特點，但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性，探討兩者的內在邏輯將有利于我們真正理解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系。
一、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具有一脈相承性
談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不禁讓人聯想到“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等詞語，似乎與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有一些人覺得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是停滯和倒退的。而毛澤東之所以選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國剛開始進行國家建設，面對的幾乎是一片空白，學習和模仿他國的經驗是不可避免的。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了全面封鎖和禁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向我國伸出了援助之手，再加上蘇聯已經有豐富的管理社會主義的經驗，所以學習和模仿蘇聯的經濟模式進行國家建設是我們唯一的選擇。蘇聯的經濟模式實行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的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以優先發展重工業包括國防工業為核心，并且排斥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由國家行政手段統一調節。在30年代經濟危機和二戰期間這一模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蘇聯也是在這一模式下于50年代初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工業強國，這就更加增強了其對中國的吸引力。此外，毛澤東在新中國經濟建設起步時選擇計劃經濟體制與國內一窮二白的現狀也是分不開的。薄一波指出：“新中國建立后，在統一財經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中央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這對于當時集中全國有限的財力、物力，迅速恢復凋敝的國民經濟，抑制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局面，應付抗美援朝的巨大開支，勝利地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務，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盵2]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在這種特定的時代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盡管這種經濟體制有其弊端和不足，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產生過不利的影響，但是面對當時國外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國內經濟落后的現狀，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選擇建立中央高度集權和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為建國初期取得的一系列經濟成就贏得了可能。正如1994年12月江澤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中所說：“對計劃經濟體制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我們是充分肯定的。從歷史進程看，蘇聯能夠對付并最終打敗希特勒法西斯，同他們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分不開的。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初期那種歷史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還是有必要的。我們建國初期的歷史也說明了計劃經濟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盵3]
而且，毛澤東并沒有因此放棄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他深知蘇聯經驗不能照搬照抄，應該從中國實際出發。盡管我國在“一化三改”的過程中引進了蘇聯的經濟模式，效仿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但我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不同于蘇聯的鎮壓和剝奪方式。這一階段我國作出的重大決策已經帶有兩重性： 除了在宏觀方向上與蘇聯保持一致性，還在微觀決策上保持了中國特色[4].1956年，毛澤東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并以此為起點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逐步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應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他的相關研究成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做足了準備。
在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之上，鄧小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學者指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是工業化不同時期的不同經濟機制，都有積極作用，在同一時期也可互相補充。兩者并不代表歷史的不同方向，不代表根本對立的兩條道路，而是同一歷史方向，同一歷史任務的不同歷史階段，或者是不同發展形式。只要我們拉開歷史視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與激烈斗爭，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暫時現象，那種冤冤相報的非理性態度是幼稚可笑的”[5].正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計劃和市場兩方面的制度優勢得到了極大發揮，使得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累積的各種發展資源得到充分調動，才在改革開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因此，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兩條道路，而是一脈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