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從系統的視角出發考察家庭成員互動關系對兒童心理和行為發展的影響， 是近年來發展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趨勢。 而作為家庭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夫妻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兒童的心理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中夫妻沖突作為考察父母和兒童互動關系的重要變量，引起了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

已有研究表明， 夫妻沖突與兒童的適應不良相聯系。接觸夫妻沖突較多的兒童更容易表現出攻擊、違紀等外化問題行為和焦慮、抑郁等內化問題行為，并伴有同伴關系不良、學業成績不佳等諸多適應不良問題。 而融洽的夫妻關系則與兒童的良好適應相聯系。 雖然夫妻沖突與兒童心理適應不良的關系已成為共識， 但對于夫妻沖突影響兒童心理適應的機制，研究者尚未達成一致。從夫妻沖突到兒童心理適應之間，仍然有一系列中介鏈有待揭示。

教養行為可能是夫妻沖突影響兒童心理適應的重要中介變量。 根據溢出假設 （spillover hy-pothesis），處于沖突中的父母，往往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雙方的情緒化行為上，對兒童的需求不敏感，并容易表現出情緒化的行為， 從而造成親子關系的惡化，帶來兒童的心理適應問題。實證研究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假設。研究發現，經常體驗到夫妻沖突的母親更有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其教養行為也更嚴格和強制。 而消極的教養行為則與兒童的心理適應不良有著緊密的聯系。

國內研究者也系統考察了夫妻沖突與兒童青少年心理適應的關系，以及認知評價、應對方式等因素在夫妻沖突和兒童適應之間的中介作用。

然而縱觀已有的研究不難發現， 很多研究更多采用的是兒童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沖突， 而非父母報告的夫妻沖突。根據認知—背景理論，客觀的婚姻沖突和兒童知覺到的婚姻沖突是兩個不同的成分。 雖然有研究者指出， 兒童感知到的沖突水平對于其心理和行為適應有更重要的影響。 但夫妻沖突的影響是多方面，不僅影響兒童對沖突的知覺，還會影響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 因此研究客觀的夫妻沖突對兒童心理適應的影響有其特定的意義和價值。

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在教養行為是如何在夫妻沖突與兒童心理適應之間發揮作用這一環節上，已有研究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如 研究樣本的數量和代表性問題， 研究只注重教養行為或親子關系的特定方面， 更多關注父母一方 （主要是母親）與孩子的關系，研 究者更多關注消極的教養行為等。 這導致了相關研究結果之間存在很大的不一致。 因此 Buehler 和 Gerard 指出：“調節效應可能是存在的， 但這并不是基于實證研究證據上的牢靠結論。 ”

基于上述考慮， 本研究擬在大樣本調查的基礎上，從父親、母親、兒童三個方面搜集有關夫妻沖突、教養行為和心理適應的信息。其中，教養行為既關注積極教養行為，也關注消極教養行為，而心理適應則選用比較常見的孤獨、抑郁、自尊三項指標。 研究假設為：夫妻沖突可以預測兒童的心理適應不良，而積極和消極教養行為在上述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試

采用隨機整群抽樣的方法， 選取江蘇省南通市某小學四、 五、 六年級的學生及其父母作為最初被試，經征求父母意見，并剔除了離異、婚姻破裂分居或未報告婚姻狀況家庭的數據后， 得到 534 名兒童及其父母的有效數據， 其中男孩 260 名， 女孩 274名。 被試的年齡在 10～12 歲之間。

2．2 研究工具

2．2．1 夫妻沖突量表 采用 Spanier 編制的夫妻適應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中夫妻沖突分量表測量夫妻沖突水平，問卷由父親和母親分別單獨完成。 該量表由 8 個項目組成，采用 Likert式 4 點記分（1～4 分），涵蓋經濟方面、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矛盾和沖突。 所得分數越高表明夫妻沖突的水平越高。 夫妻適應量表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中國被試群體的研究，具有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79。

2．2．2 教養行為問卷 采用 Block 編制的兒童教養行為問卷（Child Rearing Practices Report， CRPR）測量父母的教養行為，問卷由父親和母親分別單獨完成。 量表由 92 個項目組成，采用 Likert 式 5 點記分（1～5 分）。 本研究借鑒 Chen 等人的做法，將量表分為積極教養行為和消極教養行為兩個維度，分數越高表明積極教養行為和消極教養行為的程度越高。 兒童教養行為問卷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兒童的研究，具有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積極教養行為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93，消極教養行為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0。

2．2．3 兒童孤獨感量表 采用 Asher 等人編制的伊利諾斯孤獨感量表 （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ILQ） 測量兒童的孤獨感水平。 該量表由 24個項目組成，采用 Likert 式 5 點記分（1～5 分），其中16 個關于孤獨和社會不滿的項目（如“我找不到人談話”、“我覺得孤獨”等），8 個關于個人愛好的插入項目（如“我喜歡閱讀”等）。 反向題轉換之后，計算16 個項目的平均分， 所得分數越高表明孤獨感越強。 伊利諾斯孤獨感問卷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兒童的研究，具有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90。

2．2．4 兒童自我覺知量 表 采用 Harter 編制的兒童自我覺知量表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Children， SPPC）測量兒童的自尊水平 。 量 表由 36個項目組成，采用 Likert 式 5 點記分（1～5 分），包含社交自我覺知、認知自我覺知等 6 個維度。本研究選用一般自我覺知這一維度， 分數越高表明兒童的自尊水平越高。 兒童自我覺知量表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兒童的研究，具有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74。

2．2．5 兒 童抑郁量表 采用 Kovacs 編 制的兒童抑郁量表（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測量兒童的抑郁水平。 量表由 14 個項目組成，采用 Lik-ert 式 3 點 記分 （0～3 分 ），內容涵蓋睡眠失調 、食欲不振、自殺意念等多種典型的抑郁癥狀。分數越高代表抑郁水平越高。 兒童抑郁量表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兒童的研究，具有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3。

2．3 研究程序

父母問卷由主試和班主任利用家長會的時間，向家長說明問卷填寫注意事項， 要求父親和母親分別作答，在一個星期內填寫完問卷，并裝信封密封后交給班主任，由主試統一收回。兒童問卷以班級為單位， 由經過培訓的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專業研究生擔任主試，集體施測。 施測后當即收回問卷。 在指導語中向被試說明本次調查的目的， 并承諾會對被試的回答保密。

2．4 數據整理與分析

使用 SPSS 16．0 進行數據錄入和分析， 使用Lisrel 8．70 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中介效應分析。

3、 結果分析

3．1 夫妻沖突、 教養行為和兒童心理適應的性別、年級差異

夫妻沖突、 教養行為和兒童心理適應各指標的均值和標準差如表 1 所示。

以性別（男和女）、年級（四、五、六年級）為自變量，孤獨、抑郁自尊為因變量做 2×3 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結果表明， 性別的主效應顯著，Wilksλ＝0．97，F（3，526）＝4．67，p＜0．01。 年級的主效應以及性別和年級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進一步單因變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 孤獨的性別差異顯著，F（1，528）＝9．30，p＜0．01，男孩的孤獨感水平顯著高于女孩；自尊的性別差異顯著 ，F（1，528）＝5．81，p＜0．05，男孩的自尊水平顯著低于女生。 抑郁的性別差異顯著，F（1，528）＝13．27，p＜0．01，男孩的抑郁水平顯著高于女生。

以報告者身份（父親和母親）為被試內因素，以性別、年級為被試間因素自變量，以夫妻沖突、積極教養行為和消極教養行為為因變量，做 2×2×3重復測量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結果表明，性別的主效應顯著，Wilks λ＝0．97，F（3，526）＝4．66，p ＜0．01；年級的主效應顯著 ，Wilks λ ＝0．96，F（3，526）＝3．98， p＜0．01， 報告者身份的主效應顯著，Wilks λ＝0．90，F（3，526）＝20．39，p＜0．01。 其他交互效應均不顯著。

進一步單因變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 父母報告的夫妻沖突存在顯著性別差異，F（1，528）＝5．42，p＜0．05，男孩父母報告的夫妻沖突顯著高于女孩父母； 父母報告的消極教養行為存在顯著性別差異，F（1，528）＝7．48，p＜0．01， 男孩父母報告的消極教養行為顯著高于女孩父母。 而父母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父母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的年級差異顯著，F（2，528）＝3．27，p＜0．05，四年級父母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顯著高于六年級父母， 而四年級和五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父母報告的消極教養行為的年級差異顯著，F （2，528）＝5．39，p＜0．01， 四年級父母報告的消極教養行為顯著低于五年級和六年級，而五、六年級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父親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顯著低于母親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F（1，528）＝54．81，p＜0．01，而父親和母親報告的夫妻沖突、 消極教養行為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3．2 夫妻沖突、教養行為與心理適應狀況的相關

夫妻沖突、教養行為與兒童孤獨、自尊、抑郁的相關如表 2 所示。從表 2 可以看出，父母報告的夫妻沖突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 0．75， 表明雙方知覺到的沖突水平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父親的積極教養行為與母親的積極教養行為、 父親的消極教養行為和母親的消極教養行為的相關分別為 0．76 和 0．71，表明父母雙方的教養行為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孤獨、自尊和抑郁呈中等程度的相關， 表明其反映了兒童心理適應的不同方面。

3．3 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與兒童心理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確定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的中介效應之前， 我們首先驗證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間的直接效應。 將父親和母親報告的夫妻沖突作為夫妻沖突水平的觀測變量， 將兒童自我報告的孤獨、抑郁和自尊作為其心理適應的觀測變量，運用LISREL8．70 構建模型。 結果顯示模型擬合較好，χ2＝1．39，df＝4，χ2／ df＝0．35，RMSEA＝0．00，CFI＝1．00， 且 路徑系數顯著，路徑圖如圖 1 所示。這表明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之間存在著直接效應， 也可以進一步進行教養行為的中介效應檢驗。其中，夫妻沖突與兒童心理適應的直接效應量為 0．31。

在檢驗教養方式的中介效應中， 將父親和母親分別報告的積極教養方式、 消極教養方式作為觀測變量，構建結構方程模型。 結果顯示模型擬合較好，χ2＝45．75，df ＝21，χ2／ df ＝2．18，RMSEA ＝0．047，NFI ＝0．98，CFI＝0．99，GFI＝0．98，而且路徑系數顯著 ，路 徑圖如圖 2 所示。 結果表明積極教養方式和消極教養方式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之間存在著中介效應。在此模型中，夫妻沖突對兒童心理適應的直接效應為 0．20；在夫妻沖突對兒童心理適應的影響中，積極教養方式的間接效應為（－0．32）＊（－0．28）＝0．09，消極教養方式的間接效應為 0．13＊0．10＝0．01，總的間接效應為 0．10。 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 32％。

4、 討論

大量研究表明， 夫妻沖突對兒童的心理適應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而近年來研究者開始關注夫妻沖突影響兒童心理適應的過程和機制。 本研究基于溢出假設， 考察了父母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與兒童心理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應。研究結果表明，父母的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之間起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率為 32％。 教養行為是夫妻沖突影響兒童心理適應的重要溢出口之一。

從具體的研究結果來看， 兒童的心理適應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男孩報告出更高的孤獨和抑郁水平， 更低的自尊水平， 表明其心理適應狀況比女孩差。這與以往針對中國兒童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從西方的研究結果來看， 西方男孩往往報告出比女孩更低的內化問題行為，這可能是由于在西方伴有外化問題行為的男孩通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 形成一種偏差的自我意象。而在中國則不同，考慮到男孩的學習成績和行為規范往往比女孩差，而這些因素在中國的學校中又受到家長和教師非常的重視， 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男孩的心理適應較之女孩要差了。

從夫妻沖突和教養行為的性別差異結果來看，男孩父母報告的夫妻沖突顯著高于女孩父母， 男孩父母報告的消極教養行為顯著高于女孩父母， 而父母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則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總體來說，男孩的行為規范、學習成績等比女孩都要差。這可能會招致父母更多地采取懲罰性、強制性的措施，與此同時也容易造成父母教養行為的不一致，從而帶來夫妻關系的緊張。從教養行為的年級差異結果來看， 四年級父母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顯著高于六年級父母， 而消極教養行為則顯著低于五年級和六年級?？傮w來說，低年級的父母表現出更高水平的溫暖、接納，更低水平的懲罰和拒絕。 這可能是由于這一時期的兒童逐漸開始從家庭之外的同伴網絡中尋求社會和情感支持有關。另外一種可能是，隨著個體開始進入到青春期，反抗和沖動行為增加，這可能會引發父母更多的消極對待。此外，研究結果還表明父親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顯著低于母親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 這與父母雙方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 一般來說，父親更關注兒童的行為規范，也更容易采取強制性的措施糾正孩子的行為。

從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 夫妻沖突與兒童的孤獨、抑郁水平呈顯著正相關，而與兒童的自尊水平呈顯著的負相關， 表明夫妻沖突與兒童的心理適應存在顯著的關聯。 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總體而言，在夫妻關系充滿分歧、敵對、爭執、緊張的家庭里，兒童更容易出現心理適應不良問題。 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探索夫妻關系影響兒童心理適應的中間作用機制。 如 Owen 和 Cox 研究發現，在孩子出生之前就經歷長時間夫妻沖突的父母，很難與自己的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戀關系，而依戀安全性低則是導致兒童心理適應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有研究者也考察了認知評價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之間的中介作用以及應對策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據溢出假設， 從夫妻關系到親子關系，家庭社會化是其重要的“溢出”途徑。 而父母的教養行為顯然是家庭社會化的重要形式。 從路徑分析的結果來看， 父母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具體來說，夫妻沖突水平較高的父母更少采用關懷、 鼓勵等積極教養行為，而容易表現出懲罰、忽視等消極教養行為。 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研究發現，婚姻質量較低的父母，在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更容易表現出不當的處理方式。 而積極教養行為的減少和消極教養行為的增加，容易影響親子關系的質量，從而導致兒童缺乏歸屬感，感到孤獨和抑郁。

本研究表明， 教養行為在二者之間只是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約為 32％。

Emery 等人指出， 婚姻沖突對兒童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途徑。一是直接的過程。單純看到或知覺到父母的沖突就容易導致兒童產生情緒壓力和生理喚醒。另外一方面是間接的過程。夫妻沖突可能會通過影響父母、兒童或家庭功能的其他方面來影響兒童的發展。 而從家庭的生態系統來看，其構成的要素和相互作用的過程是非常復雜的。單純的沖突—教養—適應路徑恐怕很難解釋全部的過程。 這也需要未來的研究對此進行更加深入和細致的劃分和考察。

本研究采用多來源數據考察了父母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關系之間的作用。 研究雖然驗證了已有的理論假設，但仍有很多待改進之處。

首先，本研究關注的對象是童年晚期的兒童，研究結果在其他年齡階段是否適用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其次， 本研究有關夫妻沖突和教養行為的數據來自父母報告，不可避免存在社會期許、印象管理等因素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結合觀察法、訪談法等研究方法，進一步對研究結果進行驗證；最后，本研究只關注父母教養行為這一“溢出”口，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解決。

5、 結論

本研究發現以下研究結果：

5．1 男孩的孤獨、抑郁水平顯著高于女孩，而自尊水平顯著低于女孩；

5．2 男孩父母報告的夫妻沖突和消極教養行為均顯著高于女孩父母， 父親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顯著低于母親；

5．3 四年級父母報告的積極教養行為顯著高于六年級父母， 而消極教養行為則顯著低于五年級和六年級；

5．4 夫妻沖突可以正向預測兒童的心理適應不良；

5．5 教養行為在夫妻沖突和兒童心理適應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