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安全觀與國防教育發展的演進分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代領導集體依據國際形勢、周邊安全環境和國內實際需求的綜合判斷，在發展中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改變國家安全觀念，從而形成了各個歷史時期關于對國家安全領域一系列問題的認知，深刻影響了國家安全利益的方方面面。以中國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認知和認知調整為線，安全觀念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的演化歷程: 1949—1969 年、1969—1982 年、1982—1996 年和 1996 年至今。同樣，我國依據不同時期國內外形勢對國防的主要任務予以明確，組織實施了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全民國防教育，為保障國家安全、抵御外部威脅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國防教育內涵和形式及變化為線，國防教育亦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期: 1955 年、1958 年和 1985 年。
中國安全觀演化的第一個歷史階段，即 1949至 1969 年。中國的安全觀念主要是對政治和軍事等傳統安全領域的高度關注，而對經濟及其他領域安全關注度相對較弱。在此階段，我國國防教育經歷了 1955 年、1958 年兩次重大轉型期。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主要任務是清剿反動殘余勢力、解放臺灣、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成果。美國及西方國家在這一時期始終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阻撓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和其他國際重要組織的合法席位。1950 年，中國為保衛國家安全，援助朝鮮抗擊侵略，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短兵相接，最終爆發為空前規模的戰爭。1955 年，轉型前的我國國防教育主要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愛軍擁軍為主要內容。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告全國軍隊和勞動人民書》，倡議全國軍民以更高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為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與經濟力量，為祖國的獨立、自由、繁榮而加倍努力。通過主題宣傳教育活動，在全國人民、人民軍隊和民兵隊伍中產生強烈反響，全民國防教育取得了卓越成效。
1953 年抗美援朝結束后的一段時期內，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成為國家亟需開展的工作。1955 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提出并闡述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逐步確立。同年，我國國防教育出現第一次轉型，其內容涵蓋了第一部憲法和兵役法的宣傳、落實，旨在普及公民國防責任和義務方面的知識以增強公民的國防意識。1955 年1 月4 日，《人民日報》專門發表《向人民群眾經常進行國防教育》的社論，指出“國防教育工作做好了，就會使我們現代化的武裝力量得到充分的人力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后備力量”。
鑒于第一次實施義務兵役制度，國防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向全民宣傳服兵役的義務及好處，從思想上消除入伍前的疑問和顧慮。同時，學校國防教育則在十多所高校和百余所高級中學進行試點，主要是以軍事訓練、政治宣傳的形式開展。
然而，新中國的國防壓力愈加緊迫。1954 年美國與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意圖以條約形式鞏固美蔣軍事關系，進而聯合日本、韓國形成對中國的軍事包圍。1958 年，臺海兩岸爆發“金門炮戰”，臺海局勢持續緊張。同年，我國國防教育出現第二次轉型，由宣傳第一部兵役法為核心的國防教育轉變為以展開軍事斗爭為主題和培養軍事技能為主要內容的國防教育。1957 年 6 月，軍委發出《關于改進兵役工作的指示》，將民兵和預備役合二為一。同年 10 月，張愛萍在全國兵役工作會議上說，中國的兵役制度就是義務兵役制，其預備役的組織形式就是現有的民兵組織。這一時期，我國的全民國防教育主要是依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安全威脅，圍繞解決臺灣問題、反美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對印自衛反擊戰等主題進行戰備教育。通過“大辦民兵師”的方式進行全國性的、廣泛群眾性的軍事技能訓練，實踐著全民皆兵的國防思路。
中國安全觀演化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即 1969至 1982 年。以蘇聯對華政治軍事壓迫到雙邊關系緩和、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持續發展為時代背景，中國國家安全觀仍然集中關注于軍事安全領域，軍事安全的威脅指向性出現轉移，政治安全威脅相對減弱。1969 年，中蘇爆發珍寶島沖突，雙邊關系從政治破裂走向政治、軍事多領域的公開對抗。到 20世紀 70 年代后期，蘇聯在遠東地區部署了大量最新軍事裝備，并于 1978 年底建立遠東戰區司令部，統一指揮遠東、后貝加爾和西伯利亞三個軍區以及不斷擴充的太平洋艦隊，做好了在遠東地區打常規戰爭和核戰爭的準備。與此同時，1972 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訪華，直至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兩國關系持續升溫，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外交關系也隨之破冰。這一時期，我國的全民國防教育仍然延續了先前的國防教育形式，在宣傳內容上則是以應對蘇聯可能的軍事入侵、對越自衛反擊戰為主題的戰備教育。
中國安全觀的第三個歷史階段，即 1982 至1996 年。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中國國家安全觀中對經濟安全領域的關注大幅度提升，政治、軍事安全威脅雖出現階段性起伏，但關注度相對下降。鄧小平曾強調: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p>
1978 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調，提出了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1987 年，中共十三大最終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并根據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進而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的思想，認為軍事威脅不再是中國面臨的最為迫切的安全問題。
1985 年，我國的國防教育開始第三次轉型，由“大辦民兵師”式的全民國防教育和軍事訓練轉變為多樣化、形象化具有普及性質的國防教育。1984年 10 月，我國第二部兵役法頒布實施，確立了義務兵與志愿兵、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軍委主席鄧小平提出裁減軍隊員額 100 萬，并將軍事臨戰狀態轉變到和平時期的軍隊建設軌道上來。
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尊重、愛護軍隊，積極支持軍隊改革和建設的通知》，明確指出“搞好預備役人員的組織、訓練和高等院校、高級中學學生的必要的軍事訓練。通過做好這些工作，向人民群眾進行生動實際的國防教育，增強國防觀念，加強組織紀律性”。中央與地方、軍隊與民間開展了生機勃勃的國防教育活動，兵役制度、征兵工作執行效果良好。以普通高等學校為例，一定范圍內的學生軍訓試點工作隨即展開，得到了很多高校積極的響應。高等院校的學生軍訓試點工作于同年 9 月順利展開。第一批被列入試點的高校有52 所。1986 年擴大到 69 所，1987 年擴大到 102所，1989 年增加 41 所，累計為 143 所。
中國安全觀的第四個歷史階段，即 1996 年至今。中國提出新安全觀并在實踐中逐步發展、成熟。從高度關注經濟安全擴展至重視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問題、從關注傳統的政治、軍事安全拓展至重視國際和區域安全等問題。合作安全、綜合安全是新安全觀的核心理念，成為第三代及此后領導集體的新的安全思路。
1996 年 4 月，中、俄、哈、吉、塔五國在上海啟動“上合組織”合作機制，中國在此框架下，闡述了維護國際安全的基本理念和尋求合作安全的基本主張，為新安全觀正式提出打下了實踐基礎。1997 年12 月，在慶祝東南亞聯盟成立 30 周年大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錢其琛作《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發言，首次明確提出了中國的新安全觀。2001 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80 周年大會上，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對新安全觀做了深入、全面的闡述，認為: “國際社會應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努力營造長期穩定、安全可靠的國際和平環境?！?/p>
歷經數年，中國新安全觀的理論體系基本形成。2014 年 4 月，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再次對國家安全內涵、領域、內外因素以及指導思想做出明確界定，指出: “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p>
這一時期，隨著 1998 年《國防法》、2001 年《國防教育法》的頒布實施，我國國防教育特別是學校、城市社區、企業的國防教育，已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軌道，教育內容、開展形式逐步形成體系。
二、中國安全觀對國防教育開展的影響辨析
一個國家行為體形成的安全觀念決定了安全利益的范疇、護持安全利益的手段與途徑，國防教育作為國家防衛中重要一環，與安全觀的緊密聯系不言而喻。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安全觀念和國防教育事業皆經歷了幾個重大的歷史階段，盡管安全觀的演化與國防教育轉型在時間節點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呈現出前者促進后者變化的一般性規律。因此，準確洞悉國防教育深受安全觀影響的幾個因素，有利于正確把握新形勢、新任務下我國國防教育事業發展與創新的方向。
第一，安全觀決定了國防教育的主要內容和形式。新中國成立至 1982 年，我國的安全觀主要關注于高位安全領域，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并重。我國的安全防衛總體由抗擊美國的霸權轉向抗衡蘇聯的威脅，局部則是應對周邊個別國家無理的領土要求，體現為政治上獲得承認和認同、軍事上防范入侵和侵擾的態勢。1949 年至 1955 年、1958 年至1985 年兩個階段，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根據安全觀所主要關注的領域，密切聯系兩個階段的安全威脅、安全問題。在內容上和形式上主要采取圍繞政治、軍事安全為主題的教育和宣傳活動，促使全民認識不同時期的安全形勢和國家的兵役政策等; 通過以“大辦民兵師”為主要特征的軍事技能訓練，促進全民掌握國家防衛的基本能力，從而支持國家的防衛建設。我國安全觀對安全形勢的認知和判斷，很大程度上規范了不同時期國防教育的內容和形式。
第二，安全觀促動了國防教育的主要受教育群體和開展深度。1982 年之前，我國安全觀對安全威脅和安全問題的認知頗具緊迫性和持續性，使得國防教育的開展較為深入和廣泛。在國防技能培訓上，全國各個基層單位積極響應和組織，全民皆兵式的參與到大練兵、大比武之中; 在國防思想教育上，廣大基層群眾普遍接受了安全形勢、國防政策等內容的教育，從教育效果看，體現出思想傳播速度快、范圍廣、知識針對性強的特點，贏得了良好的群眾基礎。1982 年至 1996 年，我國的安全觀關注重心開始向低位安全領域轉移: 經濟安全重視度提升，國家工作重心向全力進行經濟建設上過渡。
1984 年末，規范化、法制化的兵役制度開始推進，全民性、軍事性的國防教育和訓練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國防教育熱潮逐漸退卻。從 1985 年起，學校國防教育亦開始轉型，學生軍訓試點和宣傳教育活動逐步推進，國防教育向普及化教育深入發展?？梢?，我國安全觀越是關注高位安全領域，國防教育開展得越深入，主要受教育的群體越為廣泛; 安全觀向低位安全領域轉移過程中，國防教育會出現數年的調整期，具有一定滯后性，受教育的群體也開始縮小，主要針對服兵役人員、在校學生和部分群眾。
第三，安全觀主導了國防教育的主要內涵和預期目標。20 世紀 80 年代，第二代領導集體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基本排除。直到 1996 年我國新安全觀首次提出，我國的安全防衛總體仍然是應對發展過程中的經濟安全以及由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多領域安全挑戰，體現為確保和平與穩定的安全環境、防范多元化的安全威脅。這一和平時期，以高校國防教育為例，隨著《國防教育法》的頒布實施，高校軍事課程和軍事訓練逐步規范化。軍事課程的內容確定為軍事思想、中國國防、軍事戰略、高技術武器和信息化戰爭等; 軍事訓練則為一般性的紀律練習。不同于以往的“保家衛國”式的、軍事色彩濃的教育和訓練，國防教育的內涵表現為普及性的、國家層面的傳統安全教育，預期的主要目標則是通過學習和掌握基本的軍事知識和技能，強化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憂患意識，增強國防安全觀念。
三、中國新安全觀與國防教育創新的現實思考
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基于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世界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判斷，以及對一系列安全問題的看法，90 年代中后期，第三代領導集體隨即提出旨在解決安全問題、爭取持久和平的新觀念和新方式; 至 21 世紀初，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及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安全領域出現的多元化威脅，繼續深化和發展了安全新觀念并付諸實踐。至此，中國的新安全觀完整的呈現于世人眼前，涵蓋了國際環境的再判斷、安全內涵的再認知、處理安全問題的新理念、國家安全的新目標等主要內容。隨著中國新安全觀理論體系的日益夯實，客觀上對國防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主導、促動和決定作用。那么，為更好適應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依據辨析安全觀對國防教育影響的已有思路，著眼于新安全觀的新理念和新要求，我國國防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理念創新為起點，明確教育目標。新中國自成立起的數十年里，全民國防教育在國家層面上，促進了建設“強大國防、抵御入侵”的防衛事業; 在社會層面上，維系了社會“抵御恐慌、生產備戰”的良好秩序; 在個人層面上，激起了群眾“投身國防、擁軍愛軍”的愛國熱潮。全民國防教育在特定歷史時期，在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有著明確的教育目標，顯現了突出的教育價值和育人功能。當前，在安全層面認知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p>
這表明，新安全觀將對社會、個人的安全重視程度，提升到與軍事、文化安全并重的地位。
我國國防教育在借鑒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其理念創新應與新安全觀的新理念和新要求緊密銜接，創新教育理念應緊跟時代步伐。國防教育理念應體現為“服從于國家安全、服務于社會安全、有益于個人安全”，繼續明確和強化“為國家促穩定、為社會創和諧、為個人謀幸?！钡目傮w目標。我國國防教育事業只有突顯對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價值和功能，堅持“有為才有位”式的發展道路，才能迸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第二，以內涵創新為根本，拓展教育思路。當前，在安全內涵認知上，中國新安全觀認為: “中國仍面臨多元復雜的安全威脅和挑戰，生存安全問題和發展安全問題、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維護國家統一、維護領土完整、維護發展利益的任務艱巨繁重?！?/p>
近期，習近平主席更進一步指出: “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 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p>
這表明，新安全觀對我國需要重視的安全內涵做出了全面闡述，包括生存安全和發展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
我國國防教育內涵創新應與理念創新緊密銜接，把握國家、社會和個人在不同安全內涵中的現實需求，拓展教育思路以務實教育內涵。國防教育內涵創新的思路體現在: 一方面，針對國家外部安全的、傳統安全領域的新威脅，更為深入的發展和夯實傳統國防教育內涵，繼續堅持傳統國防觀念的培育和一般性軍事技能的培養; 另一方面，關注國土安全的、國民安全的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新動向，與時俱進的創新和豐富新形式的國防教育內涵，開拓總體國家安全觀引領下的國防新觀念的培育和一般性生存\\( 防衛\\) 技能的培養。
第三，以內容創新為基礎，優化教育功能。自《國防教育法》頒布實施以來，我國的國防教育，特別是針對廣大青年群體的學校國防教育，在教育內容體系上主要是學習我國的古今軍事思想、國防基本政策、國防領域的法律法規、全民的國防責任和義務，理解當今世界格局、周邊安全環境、高技術武器和信息化戰爭，涉及軍事地形學、氣象學、戰術、輕武器射擊、綜合訓練等內容，并進行一般性的軍事技能訓練。然而，諸多教育內容存在著知識傳授不全面和易滯后、技能培訓不扎實和難落實的問題，內容體系亟需進行調整。當前，在非傳統安全認知上，習近平主席強調: “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p>
這表明，新安全觀充分重視非傳統安全的諸多問題。
我國國防教育內容創新應與內涵創新緊密銜接，優化教育功能以實現教育價值。主要體現在:一方面，理論內容體系應繼續深化傳統安全知識的普及，著力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新知識，特別是西方國家持續至今的“和平演變”和“文化入侵”活動，“三股勢力”的嚴重危害，信息和生態安全的現實威脅等，旨在引導廣大青年群體加強自覺抵御意識; 另一方面，實踐內容體系應適當保持軍事性質的技能訓練，增加社會和個人普遍關心、關注的，圍繞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實踐內容，以填補這類安全領域的教育空白。
第四，以實踐創新為保障，落實教育形式。步入 21 世紀，我國的國防教育仍不乏主題鮮明、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以學校國防教育為例，根據教育部相關工作意見，學校要“通過知識競賽、讀書活動、文藝演出、專題演講、主題班會、參觀愛國主義或國防教育場所等多種形式，對學生集中進行國防教育”。然而，由于組織機構、重視程度、師資力量等條件局限，學校國防教育實踐活動存在著落實不統一、效果參差不齊的情況，社會國防教育亦大致如此。當前，在實現總體國家安全的指導思想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 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p>
這表明，新安全觀重視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清除無益于安全實現的各項障礙，以尋求穩定的內部安全環境; 重視人民群眾的安全利益、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
我國國防教育實踐創新應與理念、內涵、內容創新緊密銜接，落實教育形式以夯實群眾基礎。這些創新體現在: 一方面，普及性實踐活動應繼續鞏固傳統國防主題、傳統安全知識為內涵的教育形式，著力加強社會和個人安全主題、非傳統安全知識為內涵的教育新形式，特別是與個人、不同群體關系密切的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等內容，旨在引導廣大群眾加強安全防范意識; 另一方面，技能性實踐活動應繼續保持傳統軍事內涵的實踐活動，以培養組織紀律性和團隊精神，增加有益于社會、個人安全的實踐活動，特別是應對自然災害、公共場所的突發事件和個人生存\\(防衛\\) 等方面的培訓。同時，在落實教育形式的基礎上，應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將優質的國防實踐教育活動推向社會、深入個人，真正做到社會反響強烈、個人深受其益，贏得廣泛的群眾基礎，從而進一步促進全民國防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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