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的，最初只有很少的人使用它，更少的人懂得它，大多數人對它是非常陌生的。然而，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互聯網可謂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中國成為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到目前為止，竟然有6億多的網民。如今，互聯網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工作、生活、學習和學術研究的平臺。本文所討論的就是，以互聯網作為學術研究的平臺，推動互聯網+學術生產。那么互聯網究竟對學術生產有什么影響呢？

基于互聯網的學術生產肯定與此前的學術生產不一樣。在前互聯網時代，學術生產被認為是剪刀+漿糊的生產方式，基本上是個體的手工作坊。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學術生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為以下幾點：

選題方式的改變

前互聯網時代選題是基于研究者的閱讀之上的，互聯網條件下的選題是基于研究者瀏覽之上。意思就是說，在前互聯網時代，研究者要進行選題，完全通過研究者自己的閱讀來了解學術動態和研究動向，然后在此基礎上來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個人的閱讀是有限的，無論多用功的研究者，他閱讀的文獻只能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這樣就難免出現重復性選題甚至重復性研究。學術資源本來稀缺，多個人做同一問題的研究顯然是在浪費資源。在互聯網條件下，選題不再靠閱讀的深度，而在于瀏覽的廣度，特別是基于互聯網的學術數據庫，只要獲得使用數據庫的密碼，任何研究者都可以盡可能多地瀏覽到研究領域的研究狀況，加上網絡的編輯和研究者自己的選擇，研究者就可以進行完全不同的選題。在這種情形下，可以避免重復性的選題和重復性的研究。因此，互聯網條件下，瀏覽的廣度比閱讀的深度更為重要。

閱讀的深度是通過有限的資料來形成自己的思想的，而互聯網條件下瀏覽的廣度是通過對海量信息的瀏覽來避免重復研究，以體現選題的創新性。

支撐平臺的改變

前互聯網時代，人們的研究完全基于圖書館、檔案館這種硬支撐。所以，那時讀碩士、讀博士的人，如果沒有去過圖書館、檔案館，就不可能寫出一篇論文。因為這是唯一的研究支撐平臺。因此，那時研究者的苦，不只是經濟拮據，而且還經常風雨無阻地往返于居住地和圖書館、檔案館之間。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達程度不一樣，圖書館儲存的圖書資料是大不一樣的，這無疑制約著研究者的研究視野。因此，學者總是千方百計地要居住在發達地區、發達城市，否則學術研究也不可能正常進行。然而，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就成為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支撐平臺。各種搜索引擎能把研究者帶到任何一個數據庫中，他能夠比較容易獲得自己想要的資料，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學術生產。這樣的平臺是基于互聯網和云計算的技術平臺。因為有了這樣的平臺，學術生產變得輕松、省時，可以將大量的時間用于思考，而不是浪費在跑圖書館的路上。

儲存資料的改變

在前互聯網時代，研究者儲存資料的方式主要是資料卡和書本。

資料卡是基于研究者的埋頭閱讀和勤于做筆記而形成的。然而，正如前面所說的，由于閱讀的有限性和筆記的時間成本太大，研究者儲存的資料非常有限。到后來，不僅自己的書房擁擠，而且資料卡也成為累贅，丟掉舍不得，留下又實在沒地方放置。老一輩的學者經常為此事而苦惱。在互聯網條件下，資料儲存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研究者只要打開電腦通過瀏覽學術信息，對有用的、可能有用的文獻進行分類下載，可以儲存在電腦中，儲存在移動硬盤中，也可以儲存在云盤上，隨時隨地都可以打開使用，從而使研究工作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而且絕不會受累于資料搬遷的麻煩和儲存空間缺乏的苦惱。

研究思維的改變

在前互聯網時代，研究者的思維受到自己掌握有限文獻的束縛，研究的思維是“小思維”,即基于有限文獻而形成的思想，總是自認為是創新了。其實，外部的研究也許遠遠超過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但由于學術圈受技術落后制約而處于相對的封閉狀態，研究者對外部的研究并不清楚。

因此，“小思維”就決定了研究的小視野，學術品位也不高。在互聯網條件下，海量的文獻決定了研究者從一開始就是“大思維”.由于掌握的文獻相對比較全，而且沒有封閉性，研究者的研究與外部的研究完全處于同一水平上。

因此，這種“大思維”之下的研究才真正體現其研究的創新性。

學術成果真偽檢驗方式的改變

在前互聯網時代，對學術成果真偽的檢驗很難，完全依靠讀者對相同文獻的閱讀才能夠發現一項研究是否存在問題，尤其是是否存在學術不端現象。如果沒有人掌握這種信息，那么研究者即便存在學術不端問題也難以被發現。然而，互聯網條件下，大數據提供了新的檢驗方式和檢驗技術。只要通過相關軟件連上相應的數據庫進行比對，就知道一個研究者的學術道德、學術創新性等情況。也就是說，在這些問題上，每個人的研究只要進入編輯流程，就會暴露在學術同行面前。在這種情形下，研究者比以前要自律多了，因為人們每時每刻都在通過互聯網監視著每一個研究者。

讓技術更好地為學術生產服務

總的來說，互聯網的確帶來了學術生產的大革命。從客觀上來說，這是技術帶給人類的最大好處。簡便、快捷、省時、高效，學術生產也就變得相對容易了。但是，技術是人創造出來的，因而技術同樣也會帶有人的缺陷，從而導致技術的異化。在學術生產上，技術的異化會表現為研究者借助于互聯網技術而大肆“制造”學術產品，濫竽充數，導致學術產品缺乏應有的學術權威和學術尊嚴。特別是由于互聯網儲存的學術資料多，懂得互聯網技術的人即便不懂學術研究的實質，他也會輕而易舉地“制造”出一篇論文，并借助于“制造”出來的多篇論文而成為專家。這樣，專家的權威性也同樣被侵蝕了。因此，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專家的話你也信？專家在擁有專業的技術條件下本應該更有發言權，但專家卻被污名化了。

當然，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把孩子連同臟水一起潑出去。這不是正確的態度，更不是科學的精神。

但問題是作為管理者和作為研究者，其想法是不一樣的。例如，眾所周知，美國在互聯網和大數據上遙遙領先于世界，而Google在美國更是這方面的翹楚。因此，Google代表著美國乃至整個世界最先進的互聯網技術。

但是，我們卻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把Google驅逐出境。我們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一方面，我們把Google驅逐出去實際上就是把最先進的學術生產工具和學術資源庫驅逐出去了，因而，我們實際上是向現代科學技術關上了自己的大門。這無疑是危險的。

因為封閉就會導致落后，封閉就會導致無知。國際上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是基于Google的“Google Liberary”和“Google Scholar”而進行的，其學術功能之強大沒有任何數據庫和圖書館能夠與之相比。另一方面，我們把Google公司驅逐出去了，但Google的東西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渠道進入中國國內，從而形成這樣一種現象：正常的學術研究不能用到Google的學術資源，反倒是通過各種翻墻技術卻可以獲得Google發布的各種不健康的信息。因此，這種封閉比不封閉產生的負面作用更大。

如今，學術生產對技術的依賴性越來越大，不只是因為技術給學術研究帶來更多的便捷，更重要的是技術為學術研究提供更廣大的想象空間和更深刻的思想創新的可能。因此，不要刻意去回避技術或以別的什么理由拒絕技術，而是要以正確的態度審視技術的作用，讓技術更好地為學術生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