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童話創作在精神旨歸層面所表現出的“生態”意識，既與童話文體本身的美學特征和氣質相關，也與當代童話作家主體的創作追求與價值取向聯系在一起。童話作家以自己獨特的文學和藝術方式，將童話在想象的世界里開辟出詩意的棲居地，參與塑造一個更好的現實。

一、讓文學之美傳達對生命的精神關懷

從低幼童話來看，物的形象及其故事擺脫了具體、現實的教育目的的束縛，而開始更多地強調通過文學之美自然而然地傳達對于生命和存在的精神關懷。

在道德教育的層面上，低幼童話作品大多淡化了道德觀念的闡釋與說教意味，而開始從道德關懷作為一種自然人性內容的角度，發掘和呈現生命關懷的溫暖。孫幼軍的系列童話《小豬稀哩呼?！?、湯素蘭的系列童話《笨狼的故事》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品。在更深的意義層面上，這樣的藝術形象也反映出當代童話對于最普通的生命個體的關注與關懷。同時，對于特殊生命的關懷也開始進入到童話創作的視野中。

如劉興詩的短篇《風的握手》

等童話，以較為圓熟的藝術手法，表達了作家對于個體生命不幸的關切。

低幼童話作家往往傾向于強調自然與人之間關系的積極面。低幼童話常常呈現為一種人類童年時代尚未與自然割斷天然關聯的融洽境界。張秋生的許多童話短篇都致力于營造這樣的境界。

金波的不少小童話也展示了童年生命與自然相融合的美。如《幸福的爬山虎》（宋雪蕾）、《小狐貍看花燈》（延玲玉）、《我變成了一棵樹》（顧鷹）、《天空飛過一群魚》\\( 趙益花 \\) 等短篇童話，將人與動物、植物的彼此相遇與認同，描繪得有如童年生活中一種真實的存在，也使不同生命間的這份交流、關懷顯得格外自然。低幼童話不回避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雖然在具體的文學敘述中，低幼童話往往仍然選擇把這種矛盾處理為積極關系的一種鋪墊?！而B樹》（裴慎勤）、《小兒郎·小兒狼》（黃一輝）、《獨弦琴》（四平）等童話，從人類個體與自然生物的分裂狀態（表現為捕捉、打獵等人類行動）寫起，最后仍然落筆在這種分裂關系的修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上。

二、以自然為敘述主體并隱藏于文本背后

童話以特有的擬人手法來呈現自然界的詩意和趣味，想象自然生命的溫情與追求。童話作家借助于其他生命展開的故事上的創作模式的超越，在尊重自然生命獨立的特征與價值的前提下，寫出作家本人關于自然、生命、宇宙存在的感悟與思索。

如果說童話無論如何都難以擺脫它的隱喻功能，那么在近年來以自然生命題材的童話作品中，這種隱喻不再停留在簡單的“自然—社會”“動物—人間”的對應比擬關系上，而是被拓展到了寬闊的生命關懷的層面上?！额^戴水珠的杉苗兒》（金吉泰）、《月光下的長廊》（王曉明）、《長眼睛的小樹》（張秋生）、《蝴蝶信》（張紹軍）、《為蜣螂奏樂》（李麗萍）、《找回來的歌》（鄭春華）、《穿紅裙子的小蚱蜢》（徐光梅）等童話，傳達的是自然界和宇宙中活潑真切的生命詩情；《一閃一閃的貓媽媽》（陸弘）、《穿綠衣的蛇郎》（趙燕翼）、《鐵夾子里的大蘿卜》（普飛）、《種圍墻》（王玲）、《奔跑的灰點》（蕭萍）、《若伯特的“孩子”》（范先慧）等作品，是對于自然世界生命溫情的充滿奇趣又令人頗為著迷的想象；而《馱月光》（康復昆）、《波波和果果的魔法草莓》（保冬妮）等作品，則是將自然環境中生命的幻想追尋與人間生活的哲理蘊涵貼切地融合在了一起。

當代童話創作，在對于工業時代和消費文化中人類生存的精神關懷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它在童話創作中表現為作家對存在于生命之間的“愛”“尊重”“理解”“關懷”等價值觀念的倡導。

應該說，童話自其誕生伊始，其情節動力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

在流傳下來的許多民間童話里，自然或者被呈現為人需要克服的某種阻力的象征，或者是主人公達成某一目的的中介，缺少對其獨立價值的藝術表現。當代童話創作則將關注點轉向自然存在的獨立尊嚴，致力于在雙方關系的闡釋中表現這種尊嚴。

這種對于自然與人的關系中人類中心意識的批判以及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體認，是以較高年齡層次的兒童讀者為接受對象的童話而言，它常常并不回避表現消極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反而借此表達嚴肅的現實批判內容。如班馬的《老木舅舅迷蹤記》、邱勛的《綠螞蟻公園》、李志偉的《閃電摩托》等短篇作品就飽含了對人性的貪婪、自私、冷漠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對于自然生態和他者生命的難以估量的傷害的深入批判。

《老木舅舅迷蹤記》中為了保存正在毀壞中的地球生態面貌而被迫“凍結”各種生物的槍手老丹，他所帶給我們的，是關于現代文明下地球生態現狀的一種令人頗為震撼的反思。而另一批中高年齡段童話則顯示出受到中國古典美學與一部分日本現當代兒童文學作品的影響，如《月亮花園》（韋伶）、《醫生的一夜》（張留留）、《野草莓》（秦螢亮）等。這些童話將人類個體放置在帶有神秘意味的自然或宇宙的背景上，以此來表現一種回歸自然的樸素詩意，自然界的各種意象在這里被賦予了特定的心靈療救和補償的意義。

童話表現自然生態意識的優勢在于，它的泛靈思維特征使作家的敘述得以自然地走入到他者生命的意識和立場上，從而較為自如地完成相應的藝術表現。從總體上看，動物、植物等自然意象大量地出現在世紀之交的童話作品中，很多時候，這些意象不再僅僅被賦予完全擬人的情感、動機和行為方式，而是同時作為自然生命的代言者，在我們心里喚起對于那幾乎被忘卻了的人與自然相對話、相交融的遙遠年代的回憶和眷念。

三、站在生命發展的立場上展開評判

當代童話也在社會現實與人性之復雜內涵的接受、呈現和反思方面展開了新的嘗試。這一嘗試與 20 世紀前、中期形成的或者摒棄丑惡、或者將這種丑惡予以政治化的童話美學框架殊不相同。它是站在生命發展的立場上，對生命本身展開的評判。如 1989 年謝華的短篇童話《巖石上的小蝌蚪》所引發的一些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篇作品以一種批評的姿態，提醒讀者注意到那深埋于童年和成年個體心性中的自我中心感所造成的對于他者生命的淡漠。其后出現的一部分童話，對于社會、人性和童年的批判與審視甚至達到了較高的深度。如謝華發表于 1999 年的短篇《木偶徐正興的故事》，以一種更為成熟的故事敘述，延續了童年審視的主題。此外如似田的《老虎捕人》、劉第紅的《蛙琴》、小河的《河的那一邊》、陳暉的《男孩，女孩，地攤上的小狗》等作品，也對現代文明、人性以及童年的消極面提出了較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隨著讀者年齡段的增高，這類作品的數量略有增加，但總體上來看，它在當代童話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較小。

當代童話在精神生態維度上的美學拓展，還表現在對于現代工業文明下生命精神所受到的壓抑和污染的警醒與批判上。李潼的短篇《水柳村的抱抱樹》表達了在節奏日益加快的現代生活中對于生命詩意的呼喚。王一梅的長篇《木偶的森林》觸及到了現代文明與自然之間的沖突、交互與和解的話題。不難看出，上述主題又往往與自然生態題材結合在一起。新世紀以來出現的一些帶有幻想或科幻性質的童話故事，在一個當下或虛擬的現代文明環境中描寫生命所不得不面對的精神訴求的無奈落空以及由此而生的精神窘困，也構成了當代童話精神的一種豐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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