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啟超的生平著作和學術思想

（一）生平事跡概略。

梁啟超（1873 年~1929 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廣東新會（今江門市新會區）人，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因其坎坷的政治生涯和卓著的學術貢獻，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歷史人物。

梁啟超祖上為耕讀之家，先世在宋末時期由福州遷往廣東南雄，明末由南雄遷往新會定居，數百年幽居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梁啟超于 1873 年（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廣東惠州一個小山村里，祖父名維清，號鏡泉，"為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梁啟超幼年時期跟隨祖父學習，祖父喜歡以古豪杰哲人之嘉言懿德教之，又好以宋、明儒義理名節告之。因此，其一生性格稟賦的形成多得祖父言傳身教，做人行己周密，治家嚴謹。父親名寶瑛，字蓮澗，年少時考取舉人，連不得志，后教授于鄉，是一位極忠厚仁慈與樂善好施之人，但對于子女的教育，他苛刻拘謹，如子女言語舉動稍有不慎，他便嚴加呵斥規勸。梁啟超受其管教，六歲時就已讀完五經與中國略史，九歲便可綴千言，真可謂篤志好學，始于家教。

光緒十年（1884），梁啟超順利考取博士弟子員，俗稱秀才，是年十二歲。當時學流推重訓詁詞章學，故梁啟超"日治帖括",深有所得。期年，到廣州學海堂讀書，更加刻苦鉆研。在此期間，他曾受過陳梅坪、石星巢等人點撥，開始逐漸擺脫帖括之學的束縛，接受漢學訓練。光緒十五年（1889），參加廣東鄉試中舉人，于第二年前往北京參加會試，落第。

1890 年，經陳千秋引見，梁啟超被康有為"大海潮音，作獅子吼"所震撼，拜其為師，始受于學。翌年，隨康有為就讀于萬木草堂?？涤袨楸局收邜廴说木?，積極尋找救國救民的良方，梁啟超受益匪淺，接受了其政治思想學說，并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 1895 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落敗，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聯合三千舉人上書請求變法，梁啟超跟從其后奔走，為提倡新學，開通風氣，協助康有為創辦了《萬國公報》和強學會。

至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邀請梁公擔任主筆，以此開始了他作為政治言論家的生活。1897 年冬，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前往長沙任時務堂總教習，積極參與湖南維新運動。是時，德國強租膠州灣，國家面臨瓜分危機，梁啟超又速入京師，協助康有為發起保國會。四月初康有為與先生在京聯合百余名舉人聯名上書，請廢八股。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揭開百日維新的序幕。雖變法運動廢除了八股取士，但隨其夭亡而以失敗告終，譚嗣同等六人被害，梁啟超逃到日本，開始了他海外流亡的生涯。

在日期間，梁啟超先后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實行君主立憲制，反對以革命的辦法推翻清政府。同時，積極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辛亥革命之后，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經過多次挫折，梁啟超也明白在民國初年的政壇上不會有什么建樹，遂決心離開官場，從此退出政壇。

1918 年底，梁啟超赴歐考察西方文明，認識到了西方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和弊端，歸來之后，便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全身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至此以后，他主要從事于文化教育活動，首先，積極倡導圖書館事業，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做出一定貢獻；其次，積極培養人才，1925 年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導師，1921 年秋到 1923 年初，做巡回演講。這一時期，在理論著述上，取得了豐厚成果。

1928 年，終因著述勞累過度，加之親朋好友相繼離開的打擊，不堪重負，因病入院治療，不幸于 1929 年初病逝，享年 57 歲。

（二）文學創作情況。

梁啟超一生著述頗豐，內容幾乎包羅所有社會科學，包括政治、經濟、文學、歷史、哲學、教育等，現有多種作品集行世，其中以 1936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為完備，是用梁啟超的書齋命名，共計 148 卷，分《文集》與《專集》兩部分?！段募钒ㄎ?700 余篇，詩話 1 種，詩詞 300 余首?！秾＜钒ā蹲杂蓵?、《新民說》、《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等學術名著和名文 104 種。

縱觀梁啟超的文學創作實踐，涉及詩、詞、散文、小說、戲劇等幾乎所有文體，但主要以散文寫作為主。梁啟超從走上政壇到流亡日本期間，發表了大量政治性、文藝性論文及雜感、隨筆等，如政論性散文《變法通議》、《過渡時代論》等，文藝性散文《少年中國說》、《飲冰室自由書》、《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雖內容廣泛，但始終脫離不了一個主題，就是呼吁中國人民進行變法圖存。他激烈批判舊制度、舊文化，大力提倡政治、文化、經濟的全面改革，志在富強國家與提高國民素質。主筆《時務報》期間發表的《變法通議》，以東漸之西學為思想武器，十四論之篇幅，以及不同于當時文壇的新文體，痛快淋漓地論述了維新變法的迫切性、必要性，并提出相關主張與改革措施，不僅思想新銳、激發民氣，而且大膽突破舊體、大聲疾呼，"以筆端攪動社會","國人競喜讀之",對當時的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影響，梁啟超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再如《少年中國說》，面對清朝政府的軟弱無能與國民的怯懦無知，梁啟超"以天下興亡，皆在我中國少年的奮發有為"作為全文主旨，順著情感的奔流，縱筆而成，頌少年之蓬勃奮發精神，熱切希望出現"少年中國".《少年中國說》的發行，使得當時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競相以"新中國之少年"自稱，少年已變成理想的化身，革命的先鋒，感染并召喚了一大批愛國知識青年。

在詩詞方面，梁啟超是"詩界革命"的積極倡導者。戊戌政變逃亡日本期間，梁啟超于 1902 年初創辦了《新民叢報》，其中偶有間斷地連載了他評價師友們的名篇名句，發表自己的詩歌理論和見解，共 204 條，后編訂成書，取名《飲冰室詩話》。

其中，梁啟超公開表明："吾嘗推公度、穗卿、觀云為近世詩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他贊賞夏曾佑、黃遵憲以新思想、新詞匯镕鑄詩中，寄托遙深。受上述詩人的影響，梁啟超本人在詩詞創作上，早期表現的熱情奔放，通俗流暢，不過分注意格式，以憂國憂民的思想為主，詩《去國行》、《志未酬》，詞《水調歌頭》、《賀新郎》都表現了這一特點。后期創作趨于成熟典雅，反映的思想也較為深沉，如《歸舟見月》等。

（三）學術思想表現。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中國文化處于現代化轉型時期，一方面傳統文化在封閉自足的環境中沒有根本性發展，以儒家為主導的傳統文化理念得到批判與改造。另一方面，外來文化的侵入開闊了國民的眼界，西方文明被吸納并得到大力宣揚。梁啟超的學術思想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是世紀之交中西文化撞擊交匯的結果。

1.改良圖變政治觀。

梁啟超在 1915 年發表的《吾今后所以報國者》文章里自我評價道："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雖未嘗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與國中政治關系，殆未嘗一日斷。"梁啟超的一生與政治密不可分，從戊戌變法運動開始踏入政壇，到歐游回國專心著述從未斷過與政治的聯系。

19 世紀末的中國面臨巨大、沉重的民族災難，強敵外侵，賠款割地，人人不能自保，維新派的思想家認識到客觀形勢的嚴峻，向國人們敲起祖國危急的警鐘，作為愛國主義的有識之士，無不認為中國反侵略戰爭的多次失敗是因為國家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必然之事，認為欲圖救亡振興惟有自強，而改良變革才是中國得以自強振興的必由之路。梁啟超就是其中積極倡導變革圖存的一員。為了讓普遍廣大民眾能夠認識國家需要變革并得到他們的支持，梁啟超首先從輿論上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在《變法通議》中，他指出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世界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社會的"法"更是不斷變革更新的，任何國家只有遵循變革的道理，才能日益興盛，否則將削弱危亡。梁啟超從理論上宣揚了維新變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國當變"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甲午戰爭后，國家危機更為嚴重，呼吁改良變法的維新派，不僅在理論上進行宣傳變法的緊迫性，更要說明如何去變。梁啟超認為，既然要變革就應該全面進行、深入根本的變革，他批判"變法不知本原"的洋務派，批判他們對西學、西政僅襲技藝，忽略其政本大法，而且"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如始終采取溫和的態度，必然會造成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意在推倒中國舊制度，建以西方為藍本的新制度，為此，他們首先提倡要"興民權",并利用自己創辦的各地報刊、學會、學堂發動了一場"興民權"的宣傳運動。梁啟超相信當時中國貧弱的原因在于民權的有無，西方各國"人人有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中國反是將人之民權歸諸一人，這樣"三代以后，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因此興民權成為挽救國家民族危機的關鍵，"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實行民權，也是大勢所趨，全世界都將會"惟民之從",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君為政之世",必讓位于西方資產階級那種"民為政之世".梁啟超雖非常重視民權，但他一方面強調"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認為民權源于民智，民智不開，民權難得，開民智乃是興民權的前提、基礎，即提高廣大民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向他們傳播新觀念，進行近代啟蒙，推動觀念變革。另一方面強調"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興紳權"最重要的途徑和措施便是設立議院或國會，可見他關于憲政的政治思想，即企圖模仿西方議會政治，在中國設立中央議院或國會，讓博學多才、明道曉理之紳士充當議員，實現國民參與政治，監督政府和官吏，從而防止專制，保障民權。為此，維新派大力宣傳和要求廢八股、改科舉；大力創辦學校、報刊、學會，努力翻譯和介紹外國政治、歷史、哲學著作等。

他們所進行的這些活動，在當時條件下具有進步的意義。

逃亡日本后到 20 世紀初，梁啟超受日本思想界影響，通過對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建立的反思及日益深重的中國民族危機刺激下，提倡民族主義，呼吁建立近代民族主義國家是其宣傳的重點。"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同時，建設近代民族國家要靠"備有人格，享有人權"的一代"新民".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受盡了種種屈辱與災難，梁啟超倡導民族主義是為了捍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尋求民族的解放，這始終是近代中國人的宏大志愿，也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

2.唯心主義哲學觀。

梁啟超一生沒有寫過專門的哲學著作，然而他一生廣泛涉獵中西典籍，對古今中外一些大哲學家的思想有過或深或淺的認識和研究，尤其是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大學者，梁任公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就近代哲學上思維與存在兩者之間關系的基本問題而言，梁啟超是將精神看做第一性的，即意識決定存在，屬于唯心主義者。

梁啟超說："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他認為人們面對相同的環境，由于每個人的心情、處境不同，而得到的映象、感觸也是各不相同的。如面對同一黃昏時，情人相約感此情景無限美好；反之，閨中怨婦則表現的不同，不免對此長嘆，愁腸萬分。同受此景之感觸，而各人心境者異之，境異之，情異之。外界環境的存在并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感覺的客觀化"存在，是隨著主體的心境的不同而變化的，它是存在于主體的心中，"人間世一切之境界，無非人心所自造。"梁啟超強調的是外界環境的存在具有主觀性的特征，客觀存在依附于主觀意識，認為精神是產生萬物的根本，"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

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可以看出，梁啟超認為人的心或精神是先于客觀物質而存在的，有此觀點，梁啟超主要是受到陸王心學和佛學的影響。他深為信奉陸王心學，早年跟隨康有為學習，自稱"吾生平最好言王學",迷信于王陽明"心外無物"的說法，因此，生平十分注重養心；對于佛學，梁任公更是崇拜，將佛學置于古今中外一切學術之上， "三界唯心"等思想成為其唯心主義思想的淵源。 梁啟超主觀唯心主義表現在認識論上，則是意識決定論，鼓吹"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后有實事。

理論者，實事之母也。"認為不論要做什么樣的事情，必先要具有什么樣的思想。

梁啟超雖顛倒意識與存在的關系，但當時這種意識決定論也起到了推動觀念變革的作用。

梁啟超在《非"唯"》一文中指出"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現的，凡講'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梁啟超似乎擺脫早年唯心主義觀的泥淖，其實不然，他批判唯心主義的前提是肯定"心力""具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稱之為"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他認為，若徹底貫徹唯心論，"必要將所有物質的條件和勢力一概否認",事實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無論心力如何的偉大，總會要受到物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力量很不弱。"相比較而言，梁啟超此時已經承認外物的真實存在，并看到了心是要受外物的制約，但他肯定唯心主義的立場沒有改變，認為要肯定意識能動性就必須否定物質的決定性，將兩者對立起來。梁啟超既不贊同唯心主義又大力反對唯物主義，提出了"心物合一"之說，"有客觀方有主觀，同時，亦有主觀方有客觀。因為主觀的意不涉著到客觀的物時，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觀的物不為主觀的意所涉著時，便失其價值，也等于不存在。心物合一說之內容大致如此。"梁啟超這段話表明了心與物、主觀與客觀互為條件，相互依存，但在深入論證心物關系時，他更強調的是客觀的物離不開主觀的心，在他認為，不在我們意識范圍內存在的物，只不過是數理學或物理學上的存在，它沒有倫理學上或認識論上的存在，沒有人的意識給予判斷定義研究，這個物名就不存在。梁啟超雖不斷修正自己的哲學觀，但也只是將物合一于心了，始終沒有脫離唯心主義觀。

3.資產階級史學觀。

梁啟超說："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他十分贊同中國自古以來重視史學的傳統，認為史學作用極為重要："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遂積極參與史學研究，20 世紀初，先后發表了《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兩部著作，吹響中國近代史學革命的號角。晚年他專心治史，1922 年發表《中國歷史研究法》，1927 年完成《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進一步來闡發他的史學思想，提出一套比較系統的史學理論，成為了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山。

梁啟超倡導資產階級新史學，首先表現在他以資產階級史學理論為武器，對中國封建主義舊史學的批判。他認為，中國舊史是為專制君主與貴族服務的，不足以為政治之真相，20 世紀初，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對中國舊史所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四弊二病":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這是由于我國長期處于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封建史學將天下看做是君主一個人的天下，史學內容不過敘述的是某朝如何奪得江山，如何治之，又如何失去，表現一國的治亂興衰，二十四史也不過是二十四姓君王之家譜而已，沒有一部史書為國民百姓而作，"舍朝廷外無國家",無一不是為維護君權而作，爭正統，表現出來的只是奴性思想而已，這與西方的民權說是對立的。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梁啟超不否認英雄人物在歷史上的突出作用，但應該注意的是作史要將人物置于時代背景的宏觀角度下進行描寫，而不是為突出人物形象而編撰歷史，讓時代成為人物的附屬。中國舊史為人物立傳，描寫個人功過是非，注重一人本事，根本看不出整個民族群體經歷的歷史軌跡，這樣國民群力、群智、群德在歷史上沒有體現，以至當今社會就不會效仿，無助于國人群體觀念的培養。

"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梁啟超以為作史應"經世致用",但中國舊史作書，幾乎全都是在易代鼎革之后，即史家所寫、所論皆是前朝陳跡，本朝人想要研究當朝之事卻無可憑借，使人 "知古而不知今".

"四曰有事實而不知理想"."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一部好的史書能夠給人啟示、教益，以歷史實事證之，引導國民之精神。而中國舊史只是呆板敘述事件發生的時地因果，毫無生氣，怎能發揮"益民智之具"的作用呢？.

舊史書除有以上四種弊病外，在寫作上還存在兩大通?。?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梁啟超認為舊史學所記載的多是無價值可言的瑣事，如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冊封皇子等等，不過是些"鄰貓生子"之事。閱盡一卷史書，有用的史料甚少，這是因為缺少善于別裁的良史。"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梁啟超只贊同史學家司馬遷、鄭樵、袁樞等人能開創新體裁，其余都是摹仿刻畫體例的因襲者。

由于封建史學自身存在的弊病，那么給讀者閱讀就帶來了不便。面對浩如煙海的史籍，讀者一生都難以讀盡，而又無法辨別何良何劣，更是無法激起人們的愛國心與群力，造成中國史籍"難讀"、"難別擇"、"無感觸"三大惡果。梁啟超從反封建斗爭和文化革新的需要出發，對中國封建舊史從內容到體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同時，他還極力倡導資產階級新史學。

相對舊史學而言，首先，新史學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探討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有益于群治，也能為當代人的活動提供"資鑒".史學要做到能夠激發人民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今人可以根據歷史活動狀況鑒定今后的活動趨向，可以"循其理，率其例",具體表現在"明治道"和"明人道"兩方面，要強調的是這里的"人"不僅指單獨的個人，同時也是指一國之民，新史學要尋察"國民全部之經歷",即探索一個民族的經歷，而不是一家一君之史。因此，記錄歷史實事就不應該作簡單的排列，要探明人群進化的"公理"、"公例",指明因果關系，來更好地指導今人的活動。其二，新史學在作史方法上要求保證純客觀的態度，"為歷史而治歷史",反對史家出于自我喜好，夸大編造事實，或憑主觀判斷，下武斷結論；反對為統治需要而把史事做宣傳的工具。一部良史應該是一部"信史","極忠實以蒐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最后，新史學在服務對象上擺脫為前朝服務的思想，取代以過去為本位的歷史觀，以存錄當下社會史實為主，實則是要求史學為現實服務。

4.經世致用文學觀。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戊戌變法時期便已寫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文章，宣傳維新思想，論述如何變革圖存。變法失敗流亡海外期間，梁啟超又明確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先后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報紙雜志。晚年致力于文學的研究，總結一些古代文學的歷史成就，整理了文學史料，為后人研究做出貢獻?；仡櫫汗囊簧?，始終貫穿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自覺地擔負起關心時政、關注國事、針砭時弊、甚至救國于危難之中的使命。

顧炎武說："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于此，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文學創作應該把天下、邦國、生民之事作為表現內容，密切聯系社會的現實問題。

"務當世之務",可以說是經世致用文學家的為學宗旨。梁啟超為學，恰是這一宗旨的典型體現。

"文界革命"的口號雖在 1899 年提出，可是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就開始批判八股文和古文，他認為八股文設置的種種格式和禁令違背了寫作規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弗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字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為廢除八股文，梁啟超積極奔走呼吁，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實現了這一重要改革。晚清時期古文盛行，梁啟超直言指責古文缺點，矯揉造作，流于空泛，缺乏創新又無益于社會。梁啟超對于二者的批判，一方面是解放了當時的文學創作，認為不應該為寫文章而寫文章，創作應該隨感情的流露進行自由表達，不必要考慮符合文法要求等等，這樣的創作發自肺腑，才夠優美動人，強調的是創作是表達作者所想、所感和所說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為了宣傳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思想，為了廣大民眾能夠讀懂并接受報刊上道理，拋開八股文和古文的束縛，創造出平易流暢，結構清晰、筆鋒帶有感情的新文體，頗為讀者喜歡。梁公曾經指出："吾輩之為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后也？應于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他倡導寫文章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宗旨要"定而高",并把這一點要求作為判斷報刊文章良否的最高標準，這表明他十分注重文章經國治世的作用，為文應以多數國民的公益為目的，是將政治方向作為第一選擇。

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早在 1896 年，梁啟超便有意于革新小說，要求小說創作應該反應現實生活，揭露時弊，借以"激發國恥","振厲末俗",改良社會。在吸取國外經驗成果后，梁公對小說的社會政治作用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提出通過小說教小學、教愚民，作為"今日救中國的第一義",尤其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后，他更加重視小說在政治宣傳上的作用，倡導"政治小說",并在《清議報》上發表、譯介這一類小說，試圖借其感染力以激發國民的政治思想和愛國精神。1902 年，梁啟超在《新小說》的創刊號上作《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其中說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提出"小說界革命",達到"新一國之民"、"新道德"、"新政治"等目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在變法失敗后政治上處于無權的地位，他們欲望通過小說來抨擊朝政，批判現實，借此達到啟迪民智，進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在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影響下，當時文壇確實在小說理論、創作和翻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績，改良主義思想也得到廣泛傳播。

梁啟超的文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他對詩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小說界革命的倡導和實踐上，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近代文學呈現出一個嶄新的局面。作為近代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梁啟超以勇于承擔扶危定傾之任的精神，以深厚廣博的知識底蘊和巨大影響力執筆，號召改良舊制度、舊文學，建立資產階級新制度、新文學，經世致用，利濟天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梁啟超是一本大書，讀之不易。清末詩人黃遵憲曾這樣評價："羅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東游而后，又變為《西游記》之孫行者，七十二變，愈出愈奇。吾輩豬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讓黃遵憲能夠頂禮膜拜，足見梁啟超在當時社會的顯赫地位，也正如曹聚仁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中說："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